伴随着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一份沉甸甸的报告――《关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也公之于众。对比去年预算执行情况和今年预算草案，可以看出，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支农力度继续加大，民生领域的各项补助标准均大幅提高，转移支付力度也不断加强。一串串预算数字，折射出对民生的温馨关怀。

 

我对这一变化持担忧态度，民生问题政治下的保障是否具有延续性，民生问题如果没有法制化，权利始终在模糊状态中，民生的义务问题始终是随意的情况下，我想市民社会最本质的要求是让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实现，民生的提法应该具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但是民生问题的法制化，将可以体现政治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民生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民生问题关乎社会治乱与政权兴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也是对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不很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三，这种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个国家和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有关。就是说，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得合理不合理，得当不得当，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后面，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理念，也反映着一定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些都是其政治意志的直接体现。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民生问题的法制化就是强调人的合法权利和潜在利益的自由不受干涉和侵犯，而不是让政策不确定的调控。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它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化、制度化的基本标志，具有独立性制度性的特点。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缓冲地带。 民生问题的法制化就是建立一个市民社会，是对人自然权利的一种承认。自然权利是指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天赋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权利，是理论上存在的权利。自然权利是人人所共有的、任何个人都可对其社会所要求的重要利益.在当今时代,更为人偏爱的术语是“人权”概念。自然权利，出自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构成了古典自然法学说的要义。文艺复兴以来，“自然权利”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论题。所谓“自然权利”，并非指自然界的权利而是指人类的一种客观权利。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自然权利”作了界定：“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或财产。”（ [英]洛克：政府论（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6）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作了这样解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见，自然权利在资产阶级语境中是指人的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

 

伯尔曼等人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即一种行为过程和理念的综合模式，它帮助恢复、维持和创造社会秩序”。“法律的社会功能意味着法律着力于维持社会秩序的趋向”。“使用‘法律社会功能’的表述方式，不仅包含了法律的目的，还包含了法律产生非预期成果的重要趋向”。俄罗斯法学家拉扎列夫认为：“法的职能就是由法的本质和法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意义所决定的，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法律影响的主要导向”。 民生问题的法制化就是积极引导法律对人的权利的全面承认和把这种承认固定下来，而不要把这些看作是一种施政的措施和新闻，那么如果一直是这样，就谈何进步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