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将其分为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也有将其分为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涉及到因果关系的学说有：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预见说、法规目的说等，可谓众说纷纭。要在诸多学说中理出一个头绪，实属不易。台湾学者曾世雄先生《损害赔偿法原理》在两岸学术界和实务界均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对因果关系的学说及其发展演变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论述，但白璧也有微瑕，笔者通过研读该书发现其存在一些问题。借本文，一者通过梳理曾先生的理论，让读者对因果关系诸学说有相当清晰的了解；二者透过批判的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对我国当前侵权责任法立法和理论研究有说助益。

 

因果关系的学说，曾世雄先生认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

 

一、条件说。该说在认定因果关系方面最为宽泛，只要A是B发生的条件，不论中间是否介入其他因素，仍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如甲打伤乙，乙去医院，医生丙做手术不慎导致乙死亡，依据条件说，若无甲的行为，则无乙的死亡，故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不因为丙的介入而打断了因果链条。条件说的表述公式为“无A则无B”。由于世上万物皆有联系，依据条件说，则可以无限追溯，如若无甲父母生甲，则无甲伤乙，甲父母生甲行为与乙死亡间亦有因果关系，这样适用漫无边际，过于宽泛，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和确定赔偿范围的作用无从发挥，因果关系在条件说下形同“死亡”。于是，便发展出相当因果关系说。

 

二、相当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A与B之间具有相当的联系，则认定存在因果关系。表述公示为“无A则无B，有A通常有B”。相当因果关系说一方面吸收了条件说，即“无A则无B”的表述，另一方面增加了新的判断标准：“有A通常有B”。相当因果关系一方面含有事实认定的因素，一方面又具有价值判断因素，能够使因果关系发挥作为侵权构成要件和确定赔偿范围两大作用，从而克服了条件说漫无边际适用之弊端，故成为通说。在上段例子中，虽然甲行为是乙死亡的条件，但通常情况下甲行为不会导致乙死亡，故不在相当因果关系，甲不对乙死亡结果负责。乙死亡原因是丙过失行为所致，丙的行为才是乙死亡的原因。当然，相当因果关系说也存在弊端，即相当条件乃不确定之因素，依赖于法官的价值判断，所以有时难免有出入，但并不能由此否认相当因果关系。笔者认为，相当因果关系仅认定侵权行为之一环，尚还有损害、违法行为、过错等因素，结合其余三个因素考虑相当因果关系，将“豁然开朗”，而减少不少困惑。曾世雄先生未认识到这一层面，故其对相当因果关系的批判存在诸多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地方。

 

曾先生举例有，案例一是车祸自杀案，因车祸而受伤或残疾的受害人因不堪痛苦，而自杀。驾驶人对受害人自杀行为应否负责，关键在于前后是否有相当因果关系。一般法院采肯定之见解，结果是驾驶人（或保有人）对受害人死亡负损害赔偿责任。曾先生质疑观点有二“一是保护人体不受伤害之（交通）法规目的不及于自杀情景，二是若车祸事故仅是受害人自杀之部分原因，不应由驾驶人全部赔偿”，案例二是星期天狩猎伤人案，行为人违反星期天禁止狩猎规定，因不可归责于行为人事由伤及他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案例三是砍树致人死亡案，行为因违反保护大自然景致之规定而砍伐树木，因不可归责行为人事由导致树倒毙死他人不负赔偿责任；案例二和案例三，曾先生认为若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无法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将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案例四是电线案，因施工导致电线受损，害及后来电力用户之利益（该利益为反射损害，乃电线受损而引发的其他损害），曾先生认为依相当因果关系将肯定赔偿，违反反射损害不需赔偿之法理。基于以上弊端，曾先生认为采“法规目的说”可以完美的解决问题。

 

三、法规目的说。该说认为因果关系之有无，依照法规之意旨与目的探讨之。从而将认定因果关系的特定标准予以虚化，名义上虽仍认为因果关系（把法规目的作为因果关系）是侵权之构成要件，实际上已经把因果关系认定予以排除。曾先生认为这样可以达到返璞归真之效果，并解决相当因果关系说诸多弊病。

 

笔者认为曾先生对相当因果关系的批评，并由此否定该说而采纳法规目的说的理由是错误的，故针对其案例评点予以一一批驳。

 

车祸自杀案中，曾先生认为，依照法规目的说，由于驾驶人违反的法规目的在于保护人身不受伤害，该法规并不保护残害己身，故自杀行为原则上由受害人自己承担，仅当车祸受伤严重导致自杀之普遍存在时，才可追究驾驶人因交通肇事导致受害人自杀的后果，并且仅就导致自杀为肇事之必然结果部分负责任。所以驾驶人原则上对自杀不负责，例外对自杀负部分责任（仅在其行为必然导致自杀时，负全部责任，这种情况罕见到几乎不存在！）。曾先生批判相当因果关系导致原则上驾驶人对自杀负责任，且负全部责任，例外情况才不负责任，这将扩大行为人赔偿范围，违反法规目的。笔者认为，曾先生观点存在严重问题，第一，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可以起到合理的效果。驾驶人的肇事行为，导致受害人自杀，只要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相当条件，则可以要求驾驶人对自杀负责，但并非必然是全部负责，因为最终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还应当考虑加害人和受害人的主观过错。如果受害人对自杀具有过错的话，加害人可主张“过失相抵”，从而对自杀损害结果承担过错范围内的部分责任。曾先生未将过错要件与因果关系结合考虑，而认为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就要全部赔偿观点是错误的。而且相当因果关系“相当条件”富有弹性，如果交通肇事通常不会引发自杀，法院会以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断然否定赔偿。所以相当因果关系并不会导致行为人承担的责任无限扩大的危险。第二，损害赔偿法的理念首先应以保护受害人、填补损害为原则。相当因果关系说对车祸自杀受害人以“原则赔偿（依双方过错决定赔偿范围）、例外不赔”为原则，符合这种理念。法规目的说以“原则不赔、例外部分赔偿”，违反了这种基本的立场。第三，适当增大驾驶人责任，可以起到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社会效果，这是交通事故适用严格责任的内在要求；同理，要求驾驶人原则上对车祸自杀负责，也可以起到同样之效果。所以采用相当因果关系可以收到更好的法律效果。

 

星期天狩猎伤人案和砍树致人死亡案中，曾先生认为行为人不负责任理由是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禁止星期天狩猎的法令在于保护星期天之安宁，保护大自然法规在于保护大自然，法规目的都不是保护受害人人身权，所以依照法规目的说，行为和损害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行为人不负责任。曾先生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法院判决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在于“不可归责于行为人”，即行为人不存在过失，无过失则无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在这两个案件中对责任构成不产生影响。不过如果按照曾先生的看法，由于法规目的不是在于保护受害人，所以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便可归责于行为人（行为人有过失），由于缺乏因果关系要件，行为人仍不负责任。这种认定结果明显是错误的，法官和一般人都无法接受。而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行为人狩猎和砍树行为是受害人伤亡的相当条件，因果关系成立，再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过失、违法性等条件，最终认定行为人应否承担责任。

 

电线案中，电力用户的“反射损害”，曾先生认为非依法规目的说不能解决。理由是“侵权行为案件，行为之责任，以直接被害人所受损害为限”（《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17页）依照法规目的，仅赔偿直接被害人，不赔偿第三人的反射损害。曾先生这回错的更严重了！首先，受害人确定方面，一般认为权利或利益受到损害的，均为受害人，不论该损害是直接损害还是反射损害。行为人施工毁坏电线，用户家中停电，冰箱食物腐坏，该用户受到“反射损害”，该用户为受害人无疑。其次，反射损害能否赔偿，各国观点不一，这涉及到“纯粹经济损失理论”（可以参看《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一书）。反射利益属于纯粹经济损失，法国法院认为只要损害是确定、必然发生的，一般予以赔偿；英国采取防止诉讼爆炸的“诉讼闸门”理论和防止过分苛责行为人立场，认为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以及损害过于遥远不存在因果关系等理由，否定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德国侵权行为法以保护绝对权利为原则，纯粹经济损失不属于绝对权利，故一般不予赔偿，只有当行为人以违法保护他人法律为目的，以及故意违反善良风俗方法加害他人时，受害人才可以获得赔偿。可见，曾先生的反射损害不赔乃想当然的见解，并以此见解为理论前提，批驳相当因果关系实乃大谬。真是错把鸡蛋当炮弹，安能击沉航空母舰？同时，也说明法规目的说之“鸡蛋”不堪一击！

   

 

法规目的说以“因果关系”之名，行消灭“因果关系”之实。法规目的说纯然无任何因果关系之实质内容，可谓“挂养头卖狗肉”。何况该“狗肉”质量不佳，滋生更多弊病，与“违法行为、损害、过错”等其他因素不相协调，如若采用，一者损害了侵权行为构成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二者容易引发更多不测之问题。所以，我们仍应采相当因果关系之通说地位，而且该说的权威地位在大陆法系各国虽屡遭批判，但仍未被撼动。我们切不能因为其存在弊端，而偏走极端、径行否定，这种解构性的立场所带来的危险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好处。不过也不能阻止法律的进化。笔者认为我们这个法制后发的国家里，在法律移植，引进先进国家法律学说时，对各种学说应当采取批判的继承态度，不可不过大脑而当然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