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作品系列丛书》多以历史性著作为重。其中，黄先生无论是对于问题的分析，抑或对论题的阐述，还是对于批评者的回应，均以其一以贯之所倡导的“大历史”观作为金鼎盾牌，不离不弃。在其论著中，字里行间洋溢着黄先生对“大历史”观的自信，并一直保持长达15年之久。纵观整套丛书，黄先生旨在为读者提供一种宽宏的视野，用“大历史”观看待和分析问题。并且，其内心确信：唯有此，才能准确把握事物的全貌，才能对所涉问题的认识、分析和评论趋向客观和科学。笔者在深受启蒙的同时亦产生了重重的困惑，这些困惑直到读完黄先生的丛书作品，仍然得不到解脱和释怀，而且有愈发强烈之势，故写作本文，以作抛砖引玉。本文采用设问自答的方式逐步深入探究，不仅全面介绍了“大历史”观的基本理论，亦着重对其所牵涉的相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和阐释，旨在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并以此为切入点提出笔者的困惑，旨在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一、“大历史”观的启蒙

“大历史”观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但其中也褒贬不一。对此，笔者不作任何评介，只是对“大历史”观的基本理论作必要的界定和说明。

（一）“大历史”观的基本内容

 黄先生常用上述两图阐释其“大历史”观，这亦是支持他主张的唯一逻辑形式。他再三重申自己所坚持的历史观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在宣扬某种主义，或追求某种目的论（teleology）。尽管黄先生在不同的著作里对此图的阐释不尽相同，但笔者注意到，其核心思想基本保持一致。按照黄先生的解释，图中的实线部分，代表人类之历史，符合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现象”（phenomena），实线之前的虚线部分表示自创世以来的历史，实线之后的虚线部分代表人类未来的历史，这样就形成了具有全局意义上的“大历史”观。向外的长箭头代表人类的理想，经常有脱离现状的趋势，向内的短箭头代表内向的和保守力量，起到牵制人类的理想的作用。所以，人类所走的路线实际上是二者的合力。我们无法脱离历史与地理的赋予，纵有突破性的进步，仍只能在弧线的范围之内。实线前后的两段虚线符合康德所称的“超现象”（noumena），对于这种“超现象”我们无法证实，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推断。

（二）“大历史”观的理论分析

笔者认为，仅就“大历史”观的基本内容而言，或许并不繁杂，但却是黄先生历尽磨难长期思考并不断予以修正的智慧结晶。从一定程度上说，“大历史”观不仅是黄先生生活体验的现实浓缩，亦是对其生命意义的理论概括。所以，要想从根本意义上理解和掌握“大历史”观，必须先行对黄先生的生活背景和社会阅历进行实证考察，即须对“大历史”观创立的历史背景进行实证考察，因为任何一项理论或学说的提出，都与其生活或成长的环境、状况及时代特征息息相关。

1、  “大历史”观创立的历史背景

黄先生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初到美国，囊空如洗，曾在餐店洗过碗碟，在堆栈做过小工。整日辛劳只能退居斗室。当黄先生步入中年，研习历史已经有深询人生意义的趋向。当然，这仅仅是初步。更为重要的是，黄先生结识了诸多社会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世界各地，特别是当自己面临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惨景时，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深感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上却无法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能看得出来。正因为如此，“大历史”观并不是从书本上看到的，亦不是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到的，而是黄先生在几十年游遍世界各地、兼听各种解说和忍受生活的折磨、煎逼才充分体现出来的。

以上是“大历史”观创立的简单历史背景。但是，我们还是不清楚，黄先生的“大历史”观究竟是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此问题的准确回答关系到对“大历史”观本质的探究，意义极为深远！

2、  “大历史”观所采用的方法论

笔者认为，“方法”与“方法论”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所谓“方法”就是人们为了解决某种问题而采取的特定活动方式，既包括精神活动方式，亦包括实践活动方式；所谓“方法论”把某一领域分散的各种具体方法组织起来并给予理论上的说明。方法问题至关重要，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研究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和正确，是决定研究活动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素。黄先生是一位颇富争议的历史学家，一直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汉学界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他所说，美国学者研究汉学，一般风格是重分析、演绎，而不重综合、归纳，注重培养有显微镜眼光的专家，而少进行有望远镜视野的研究。在深受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的影响下，黄先生一贯坚持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 黄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指引下，绘制了“大历史”观的蓝图，创立了“大历史”观理论。那么，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大历史”观所主张的基本观点是什么？这是“大历史”观最为精华的部分，亦本文所要研究和考证的核心问题，因为“大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连接黄先生方法论和结论的中间桥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缺位将最终导致我们无法准确理解、把握“大历史”观的实质精神。

3、  “大历史”观的基本观点

笔者认为，要阐明“大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黄先生在其丛书作品中并没有直接形成或者概括到理论高度的基本观点，多是用“大历史”观就具体问题阐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即便如此，这仍不能成为我们研究中止的充分且正当理由。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黄先生曾在《万历十五年》中隐约地阐述了“大历史”观的基本观点，虽然在此书中只叙述了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但却属于“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范畴。黄先生认为，“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亦不是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黄先生进一步认为，大历史着重大众的智慧、勇敢和道德，之所以提及历史人物，是利用它们生活的侧面表扬群众运动趋向。但问题在于，何谓“小历史”？笔者认为，“小历史”这一概念在黄老的丛书作品中极少出现，但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单从出现的频率来判断其重要性，而应当上升到增进对“大历史”观的理解和把握的高度来认识，唯此方能紧扣主题，不失偏颇。“小历史”和“大历史”是一组相对的概念，黄先生自始至终对何谓“小历史”也并没有给予相关的解释和说明。按照笔者的理解，“小历史”是指所有构成“大历史”的历史片段或者物质要素，它所强调的是具备客观实在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大历史”观对“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地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亦同样涉及到这样一个命题，那么二者的关系如何？这则是另一个疑难而有必要予以澄清的问题。

（1）“大历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唯物史观也肯定了历史人物或杰出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作用，并且指出，无论是普通个人还是历史人物或者杰出人物均受到历史条件或者历史规律的制约。“大历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点与唯物史观基本相同，但关于历史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上与唯物史观稍有不同。准确地说，“大历史”观并不是不重视历史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而是更加强调无论是普通的人民群众还是历史人物或是其他群体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备物质性要素。之所以提及历史人物，乃是为了更好的把握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群众运动取向，勾画出时代特征和社会全貌。也就是说，唯物史观不仅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而且强调了历史人物的作用，亦即唯物史观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使用了道德评判。而“大历史”观则不同，虽然“大历史”亦强调社会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但对于历史人物并不作道德评判，而是单纯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是与唯物史观最大的区别。那么，“大历史”观在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时候，究竟将道德评判置于何等地位或何种角色呢，或者说为什么“大历史”观回避了道德评判呢？这将成为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核心，亦是最难以回答而又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2）“大历史”观回避道德评判的缘由

前文已经述及，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的。技术通常可以理解为一种物质性要素，其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客观实在性，亦即仅作事实判断，而非道德、价值判断。这与我国历史研究存在冲突。通常而论，无论写历史，还是阅读和研究历史，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倾向性，尤其对历史人物作出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道德评判，这在人物传记的写作过程也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在处处充斥着道德评判的当代社会，要想从根本上回避道德评判几乎变得不可能。那么，为什么道德评判在“大历史”观中却遭受如此冷遇呢？黄先生究竟是基于何种考虑放弃或回避道德评判呢？黄先生认为，他之所以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是因为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的确，在不同历史阶段或者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时期，道德的内涵具有易变性和时代性，这已经成为不争事实，但问题是，这是否能够成为“大历史”观不采用道德评判的充分且正当理由？其缘由何在？

在正式讨论此问题之前，笔者需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需对“大历史”观示意图的相关事项作简单命名界定。笔者姑且这样称谓：右方较短的箭头称之为“右力”，左方较长的箭头称之为“左力”，二者的合力即人类所走的历史轨迹仍称之为“合力”；将人类自创世以来的历史称之为“前史”，将人类所处的历史称之为“现史”，将人类未来之历史称之为“后史”，将“前史”、“现史”和“后史”总称为“大历史”。

第二，既然研讨“大历史”观，那么在观念上就不应仅局限于哪个国家的历史，亦不是东、西方国家的历史，而是人类的大历史。这一点看似简单，实则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或者东、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片断性，不能真实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貌。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史均是“大历史” 的组成部分或者物质性要素，它们之间的合力共同绘制并表征大历史发展的轨迹。

第三，黄先生关于“左力”和“右力”的界定并不是依据道德所作出的划分。这或许会让许多读者产生不解或误解。的确，黄先生在解释“左力”和“右力”时，曾经赋予其一定道德评判或者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词（详见“大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部分）。笔者认为，这或许是用语上的不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表述确实存有瑕疵，但纵观其“大历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思想，黄先生并不是赋予它们道德评判，而是认为此二力本身就客观存在，之所以而赋予它们带有道德评判的语词，旨在说明和解释二力的性质，并且认为合力所绘制和表征的大历史是既定的、必然的。

在完成以上三点说明之后，笔者将正式讨论上述所要论证的命题，即为什么“大历史”观必须回避道德评判？如果“大历史”观采用道德评判，是否会从根本推翻“大历史”观的基本理论呢？或者说，即使不从根本上推翻“大历史”观理论，亦难以使其圆融自洽。这都是需要仔细研究和予以回答的问题。倘若“大历史”观采纳道德评判，那么作为“大历史”构成要素的“小历史”也必将赋予道德“外衣”。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里的 “道德”标准应如何掌握？是否能够抽象出一般的道德标准呢？我们知道，不同国家对道德的认识、理解和标准等是迥异的。譬如说“一夫多妻制”，这在伊斯兰教国家视为是合法且符合道德的行为，而在我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则视为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且严重违背了社会道德。所以，我们很难从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抽象出一般的道德标准。如果“左力”和“右力”亦被赋予道德的“外衣”，那么由于道德的标准不一，使得“左力”和“右力”在量的规定性上将变得杂乱无章，这直接影响到它们合力的伸展方向（轨迹），这将使得人类历史发展轨迹变得不再唯一，这恰恰违背了“大历史”观所主张的结论，即大历史的发展轨迹是既定的。既然“大历史”观从创立之初就有意回避道德评判，那么回避道德评判究竟旨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或者说，黄先生究竟是基于怎样的初衷来创立“大历史”观的呢？

（3）创立“大历史”观的初衷

前文已经述及，各个国家对道德的认识、理解和标准有别，东、西方国家的差异尤为明显，所以我们很难甚至无法抽象出各国一般的道德标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黄先生出生中国大陆，辗转日本，最后定居美国，对因意识形态的差异给各国造成的彼此敌视甚至仇视状态体会尤深。在黄先生看来，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眼光放大，没有把视野放宽，没有从一个宽泛的全局去看待和解决问题。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任务是，一方面难以抽象出各国一般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要早日解决这样的不和谐状态。究竟该如何解决呢？黄先生弃而不用，而试图勾画出一个历史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因此要避免将某种特殊的道德观念当作一般标准，包括东方和西方道德标准，不能预先狭义的定范围，犹如自然法规（natural law），只希望能不断地发现而不断地展开。“大历史”观必须具有国际性，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大历史”观能够大范围的容物，有“大而化之”的意思，它能吸收、革新、感化、调和并升华各种道德标准，这就犹如道家将“有”和“无”作为同出而异名一样。大历史和天文相似，他在长、宽、高之外，另有第四维度，此即时间。历史上的事迹因最近的发现而推陈出新。在长时间大环节的规模下看历史，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现代历史中的大规模事件，经常牵涉到好多因素，尚不是当事人所能洞悉。以“大历史”观研究，就知道有些事之可行与不可行，由客观因素决定，用不着过度歌颂或无端谩骂。 “大历史”观正是基于黄先生这样的一种初衷应运而生。

二、对“大历史”观的困惑

平心而论，虽说笔者已经遍览并认真研读过黄先生的丛书作品，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仍然是比较肤浅的，对许多问题尚未彻底搞清楚，细微之处的理解有欠妥当，甚至尚未触及“大历史”观的精髓所在。即使如此，笔者还是斗胆提出自己的粗浅的困惑和疑问，其目的并不在于挑战或推翻“大历史”观的基本理论，而旨在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一）对“大历史”观逻辑形式的困惑

         前文已经述及，此两图是黄先生“大历史”观的唯一逻辑形式，虽图形相对简约，但内涵极为丰富，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具体言之：

    第一，黄先生一再强调“大历史”观采用归纳法而非演绎法，重综合不重分析。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论本身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如图所示）作为系统的要素仅有“左力”和“右力”两种，从量的规定性讲，大历史是否仅受“左力”和“右力”支配？从质的规定性说，“左力”和“右力”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他们又分别有哪些要素构成？或许有的学者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既然重综合不重分析，没有必要深究系统的要素状况。但问题在于，如果不对系统的要素作必要适当且全面的分析，如何保证系统的认识是可靠的？既然系统的认识不一定可靠，又如何保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是正确的？另外，既然黄先生采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那么不对系统的要素进行分析和统计，如何才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接近完全归纳？是不是除“左力”和“右力”之外，尚不存在第三力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呢？退一步说，即使承认只有此二力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是规则的还是不规则的呢？如果是规则的话，是按照什么规律运作？如果是不规则的，那么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的方向是否永远是向外或向前发展？这些都是应当能够给予重视的问题。

    第二，很多读者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何示意图上的“左力”要长于“右力”，或者说“左力”要大于“右力”呢？这是黄先生在规划“大历史”观逻辑形式时所作的特殊安排。《万历十五年》一书曾给予相应的解释。黄先生认为，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所以把“左力”画得长一些。黄先生想尽可能做到最为周全的考虑，而且这样的考虑是必要的，但恰恰又是有问题的。假定速率为V，时间为T，人类所走的历程为S。那么根据S=VT可以推导出T=S/V，因为时间是相等的（以“日”为例，即“前史”的一日等于“现史”的一日，没有缩短也未延长），故是定量或恒量。即当T一定时，V值越大，S值越大。所以黄先生将“前史”、“现史”和“后史”的弧度是越来越长（即S值越来越大）的。这种分析表面上和有道理，但亦经不起推敲。首先，V值的大小是由“左力”和“右力”共同决定，黄先生单凭“左力”的增大就推断出V值增大显然是有失妥当的，因为凭什么断定“右力”不会增大，起到牵制、中和与抵消所增大“左力”呢？除非黄先生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左力”是大于“右力”的，但这样的假设能够令人信服吗？即使承认其假设成立，那么又是基于何种标准对“左力”和“右力”进行大小比较？究其实质，黄先生用重综合不重分析的研究思路设法搪塞对具体系统要素作出分析，以避免研究和论述的欠缺或不周延。由此可见，黄先生自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第三，“大历史”观在观察、分析和研究问题时，用的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笔者认为，作为方法论子要素的方法应当是彼此协调一致、相互圆融自洽。但是黄先生所使用的这两种方法即归纳和综合却彼此存在冲突。或许有的读者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归纳的最终结果是综合得出某种结论。这样的理解本身没有错误，但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作出的纯粹理论分析。如果将其具体到在“大历史”观中讨论，这种结论恐怕就要受到质疑。一方面，黄先生竭力回避因分析系统要素所带来的繁杂、缺漏等弊端，所以采纳了综合分析而放弃对系统要素作具体实证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为论证自己结论的正确和科学不得不对系统要素进行实证分析的困境，即在解释影响“左力”的时候又无法回避影响“左力”的物质要素——技术。单从结论上考察是正确的，但思维或者思路又是彼此冲突的。这或许为黄先生始料未及却又客观存在。

事实上，笔者对黄先生的“大历史”观的困惑远不止如此，也并不局限于“大历史”观的逻辑形式，而且还集中表现在其基本观点上，由于篇幅所限，只能略作解析。

   （二）对“大历史”观基本观点的追问

“大历史”观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亦不是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大历史着重大众的智慧、勇敢和道德，之所以提及历史人物，是利用它们生活的侧面表扬群众运动趋向。“大历史”指的是什么？论著中也多次提及应当解释为人类的整体历史。但问题在于，黄先生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也并非每每把人、事等物质性要素放到“大历史”这个最高层次中去，多是把具体的人、事等物质性要素放到一个比其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考量即可。所以，黄先生事实上是采用层层抽象的方式来观察和分析问题的。问题是，如果将一个具体的人或事放到不同层级的去考虑，其发挥或体现的作用是可能不相同的。比如秦始皇诏令天下修建长城，在修建时期长城成为劳民伤财的产物；如将之扩展至整个秦朝，长城在抵御匈奴侵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再将之扩展至中国历史，长城不仅为明、清两代提供了成功范本，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如将之扩展至最高层级即人类历史而言，长城是世界的奇迹建筑。当然，笔者对长城在不同层级时期所发挥作用的表述或许并不准确，但笔者仅旨在说明以“大历史”观看待问题恰恰也脱离不了对处于最高层级系统中要素的分析。黄先生将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仅仅归结为“左力”和“右力”的合力，那么就必须对“左力”和“右力”进行实证考察，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把众多的系统要素归类分装到“左力”和“右力”之中，这必然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或标准的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道德评判。所以，“大历史”观到时恐怕也无法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