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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茶座
从唐山到汶川:一个大写的“人”的崛起
周大伟    旅美法律学者
上传时间:2008/5/31
浏览次数: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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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8年5月19日中午,我和几个台湾法律界的朋友一起,正在台北著名的龙山寺拍摄慈济佛教社团发起的支援四川的赈灾活动的纪录片资料。中午1点17分,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移动的短信:“中国移动真诚提醒:请大家在14点28分为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三分钟,寄托我们的哀思!让我们众志成城,奉献爱心,尽最大力量帮助灾区重建家园!”

这条短信足以令人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这次举国哀悼的意义,不仅仅是针对这次四川地震死亡的数万民众,其实还应当包括在中国历次灾难中的死难者。翻开共和国的历史,我们有纪念领袖的纪念堂,有无数缅怀开国英烈的纪念碑,但是为普通平民而设立的哀悼日,这应该是第一次。即使是32年前的那场死伤更加惨烈的唐山大地震,这么多年来,人们的伤痛只能在沉默中隐忍。直到21世纪的中国,普通平民的死难,才能以国家的名义悼念。

是的,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32年前发生的那次举世难忘的唐山大地震。时光荏苒,当年的一幕幕往事却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心灵深处。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这是一个恐怖的瞬间,在河北唐山市的地壳下12公里的深处,长期聚集在这里的巨大能量突然爆发,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城市底下猛烈爆炸。数秒之内,整个唐山市被夷为平地,首都北京也遭遇强烈震感。

那一年,我是北京第31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记得在7月28日的那个恐怖的凌晨我是在睡梦中被父亲猛推醒来的,当我站起来时,顿时感到阵阵晕眩,好像自己不是住在楼房里,而是在一节正在晃动运行的火车车厢里。全家人一起跑到门口,父亲在最前面,但是由于地震时门窗变形,父亲竭尽全力也打不开房门。等房门终于打开后,大地的颤抖已经停止。
 
全家人来到楼下后看到的是,大院里的居民们全都出来了。惊魂未定的人们有的穿着短裤,有的光着膀子,大人叫,小孩哭,一片拥挤混乱。人们眼睛中流露出来的,不是镇定和信心,而是慌乱、恐惧和不知所措。几分钟内,整个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塞满了数以百万计的居民。
 
接下来,由于余震不断,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动员人们不要呆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一连几个月里,北京的老百姓大都在防震棚里睡觉,露天而居,街上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人们使用缝在一起的塑料布、雨衣(少数有门路的人用木板、油毡纸等),甚至用一把把雨伞排在一起拼成临时的小棚。有的是几家甚至十几家人住在一个大棚里。每家能用的地方有限,不少人只能在晚上轮流休息。那时,北京十里长安街上,胡同小巷里,包括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内都成了临时避震住所,这在北京建都的历史上闻所未闻。站在天安门前,一眼望去,景象悲壮而苍凉。
 记得入秋后,居民们陆续回家居住,但很多人家还是心有余悸。为预防不测,人们还是在居所附近保留着简陋的“防震棚”。记得,我当时还和几个中学同学一起,在楼房靠河边的一侧,挖地三尺,用灌木油毡等物为家人搭建了一个简易抗震棚。1977年初,我应征入伍去海军北海舰队当水兵之前,那个抗震棚还保留着,只是上面被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姐姐从北京给我来信说,我离开家后,母亲有段时间一直不愿意去靠近河边的窗口向下看望,因为她一看到楼下的那个“抗震棚”,就会因为想念我而流泪。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抗震救灾”的记忆。当时,北京市民的生活都如此惶恐,那么唐山呢?说实话,真正了解到唐山地震的真相,是在很多年以后的事儿了。
 
32年前的中国,还正处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荒唐和最尴尬的年代。
 
32年前,人们只能从政府的广播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中获得极为有限的关于灾区的消息。唐山发生大地震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比如人民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死亡多少人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当时,在出自江青等人把持的舆论媒体中,还念念不忘“批邓”和“阶级斗争”。7月28日,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中提出,抗震救灾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摘自7月28日中共中央给灾区人民的慰问电)。《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抓住要害,深入批邓》、等等。灾情被隐瞒了,人民对这场地震的知情权被无情地剥夺了。直到事隔三年之后,即1979年11月23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来自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新闻稿(《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中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32年前,从唐山废墟中爬出来的求救人员风驰电掣地赶到中南海,见到中央领导时,他们激动中高喊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值得理解的是,这句话在当时是发自肺腑的。当时的亿万大众的福祉和安危的确和那个已经重病在身的伟大领袖紧密相连。发生地震后,当时的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首先赶到中南海看望已经被紧急转移到代号为“202”抗险棚中的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拉着华的手说:“我自己现在病中,这些事呢,就由你去处理吧”。七天后,华亲临唐山慰问灾民,并转达“毛主席的极大关怀”。据毛泽东身边的医疗组成员回忆,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毛泽东哭了。他们第一次亲见主席哭得如此伤心。地震发生的当天傍晚,华国锋对国家地震局有关负责人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这句话倒并不意味着要求国家地震局只保护中央领导人而不管人民的安危,而只是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热词和套话,但其中确隐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因为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只要党中央还在,毛主席还在,人民百姓自然就会在。但是我们还是遗憾地发现,当年,尽管当时的领导者们也一直在为抗震救灾的各项部署日夜操劳,但是“救人高于一切”的理念,还没有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

这次四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率抗震救灾指挥部有关领导人,在震后5小时抵达灾区,深入各地指挥抢救,安慰民众。这里展示出的并不是7天和5小时的时间差别,而是执政理念的区别。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个普通国民的生命,我们的政府今天正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32年前,我们的政府极不明智地拒绝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当时,我们的国家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以“勒紧裤腰带,不靠外援,自力更生”而骄傲。国家和领导人的“脸面”总是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唐山大地震后,由江青等人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原因:“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使团随后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国大厦里散发了这篇社论的英文译稿,这意味着中国明确拒绝了世界各国提供人道援助的建议。很多海内外人士后来都痛心疾首地回忆说,如果当时的政府能够接受来自海外的人道援助,一定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体生命在唐山地震中的伤亡。如今,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国际援助争相进入,不惜一切地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生命,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32年前,生活在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那些同文同种的同胞们,还和大陆人民处于隔绝和敌对的状态。我们当时压根儿也不可能想到港澳台同胞也能伸出手帮我们一把。我从小就和大人们一起唱着“一定要去解放他们”的歌曲,一想起这些同胞们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中饱受煎熬,我们眼前这些困难实在还算不了什么,怎么可能再去麻烦他们呢?如今,国门开放了。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人们不分党派,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海峡两岸,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万众一心,争相解囊相助。当我在伏案撰写此文时,有消息传来,来自台湾和港澳地区的赈灾捐款已经接近人民币20亿元。

32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看过电视。完全不可能像今天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这样,所有人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注视着灾情,让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那一只只从废墟中伸出的手,看到那一颗颗在钢筋水泥板下闪动的瞳仁,看到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小学生的书包,还有那一双双在泥泞中行进的士兵的脚步,还有那一场场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大型赈灾晚会现场直播。全国的男女老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就赶到灾区的温家宝总理,正抚摸着一个小女孩的头在说:“你幸运地活下来了,今后要好好地活下去”。人们看得泪流满面。电视媒体的震撼力,辐射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各类媒体争相进入,并没有给我们的政府“添麻烦”,反而与政府的力量相配合,形成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灾的合力。

32年前,人们还没有电话,更没有移动电话,互联网当时还没有问世。今天,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首首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传送的赈灾诗歌令人撕心裂肺。“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住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我已长大/我失去了家/但我很想我的爸妈/以后,我要孤独长大/可是我会害怕…….”。上海新民晚报的记者从盛大集团内部员工处听到一个说法,盛大总裁陈天桥在读到“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后,潸然泪下,在当晚的公司会议上做出了再捐600万元的决定。 这首诗,因此成为网络中“最昂贵的文字”。
 
32年前,还没有可能出现今天这么多“志愿者”。户口单位外加粮票布票,使人们除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以外,没有个体行动的自由。当年地震发生后,我身边的大多数人想到只是,政府能为大家做什么?政府能让大家做什么?而今天,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到,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我自己愿意做些什么?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四川灾区,他们出钱出力、献血流泪,“志愿者”这个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一刻,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让世界动容。
 
32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还都是典型的“无产者”,完全没有捐款赈灾的能力。不像今天,在我生活的圈子里,几乎找不出没有捐过款的人。32年前,也没有多少人有能力收养震后的孤儿。政府民政部门是唯一承担抚养震后孤儿的单位。1976年8月,石家庄市一座3,300平方米的震后孤儿学校在震后33天后竣工使用。3名只有数月大的女孩被抱进了这所学校,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学校分别给她们起名党育红、党育苗和党育新。学校认为是党救了她们,是党养育了她们,所以她们就直接姓党了。
 
32年前,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法院和检察院,更没有律师。执法部门就是公安局一户。地震发生后,从唐山灾区到北京天津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灾民和暴民抢劫和偷窃公私财物的丑恶行为。记得当年我和中学同学们被有组织地参加过一个由公安局和街道办事处举办的公审犯罪分子的大会,在这个公审大会上,那些去国营商店偷西瓜的人被判了重刑。有人事后盘算过,当初偷窃西瓜的个数几乎大致被用来做为量刑的尺度,比如,偷一个西瓜的人被判刑一年,偷两个西瓜的人就被判了二年。
 
在这里,我们无意用今天的社会条件来责问32年前的国家领导者,这样做显然过于苛求。更何况,在当年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地人民为解救灾区人民付出过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我们在此拷问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当我们曾经走进灾难后,一定要记住,今后尽可能使人们远离灾难。假如明天灾难降临,我们能不能避免某些不该发生的悲剧重演?在2006年7月29日的《参考消息》上,我曾意外看到一位法新社记者在前一天(7月28,唐山大地震30周年)从北京发出一条新闻,他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说,在30年前的今天遭受上世纪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后,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下一次地震。近年来,面对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开始骤然增大,高楼林立,山川变形,在歌舞升平和衣食无忧的中国人群中,到底还有多少人在担忧:下一次大地震,将会是个什么情形?当我们再一次重重地跌倒后,仅仅是告诉别人我爬起来了/我很坚强/我没事儿/我还有再次“雄起”的未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去思考:为何我们没想到会再次重重地摔倒?我们怎样在下一次不得不摔倒时能少一些悲剧?
 
其实,对唐山地震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个名叫钱钢的军旅作家。大多数中国人对唐山地震的了解,都与他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有关。当我们今天有机会重新阅读这篇报告文学时,我们或许会发现,钱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做的那些努力,在当时似乎显得有些奢侈,因为他当时就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它们与任何政治口号或领袖意志无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个体的生命,都需要我们加以百般珍重。32年过去了,钱钢在1980年代苦苦思索的事情,今天,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虽未被超越,但已经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不过,钱钢在这一次汶川大地震面前,却显得格外冷静。他的评语听上去坚实得掷地有声:“32年,进步显见。我无意赞扬,我们理应有这样的进步。衡之现代文明尺度,我们仍期望进步更速。从历史的视野看四川大地震,我们有理由期待一次壮丽的涅磐。在废墟上,站立起崭新的公民,崭新的社会,崭新的政府,崭新的体制,………”。是的,“多难”其实并不能自动地“兴邦”,唯有在多难之后,奋发向上,锐意改革,塑造全新的公民社会,才是人间正道。

不过,我还是觉得钱钢过于吝啬自己的褒奖文字。思绪至此,我不禁沉思:匆匆32年光阴流逝,不经意间,祖国发生的变化令人恍如隔世。这些年来,我们自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其中最大的成就可能莫过于“人”这个字从“小写”变成了“大写”。这个大写的“人”字预示着,改革开放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正是有了这种转变,我们才可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也开始重新认识世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和谐社会”的观念今天已深入人心。有了这些共识,民族就会和解,怨恨就可以消除,整个世界就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会和我们休戚与共。中国就会和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的康庄大道。尽管我们曾为这个仅有一撇一捺的最简单的汉字历经磨难,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但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人”的深刻含义,把“人”放在第一位的时候,过去付出的一切也许还算值得。

…………,
 
好了,时间到了,现在是5月19日下午14点28分!让我们停止娱乐,放缓步履,开始倾听内心的声音。死者已矣, 生者仍痛,让我们为死难的平民们默哀三分钟。这不仅仅是对罹难同胞的哀思,不仅仅是对受灾群众的慰怀,这更是生者对死者在天之灵的告慰。这种对每一个平凡个体生命的礼遇,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14点28分这一刻,达到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

2008年5月19日草于台北西门町函舍

2008年5月22日定稿于北京南新仓国际大厦B座

作者简介

周大伟,旅美法律学者。(Email: daweizhou200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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