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中国的确在进步，正朝着更人性更宽容的方向渐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千百年来在严刑峻法下鲜有个人权利的民众，能够逐步扩大喘息的空间，能够在逐步获得自身权利的同时，成为社会积极的创造力量。这种进步，可能是执政党和知识界有意无意中推动前行的。无论是黄健中还是陈凯歌，其实都是这个过程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这些年里，在法治领域里，我们开始看到一些中国人进步的脚印。比如，从某一年开始，野蛮的民间私刑和刑讯逼供被严格禁止；比如，从某一年开始，律师可以参与公开的法庭审判；比如，从某一年起，某个不合理的“城市暂住条例”被废止。有人开始注意到，与此类进步有关的，可能不一定是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革命和战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接一个理论口号的诞生，也可能不一定是一轮又一轮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
 
今天，法律专业已经从绝学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显学。越来越多的个案证明，在中国的很多领域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们已经可以充满自信地为自己谋得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他们中间有政府官员、法学教授、法官、检察官、警督、律师、企业家、商业顾问、编辑和记者等等。中国法律人刚刚翻开的，可能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中最充满生机的一页。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大历史”的结尾部分颇为乐观地写道：“中国缺乏西方式法治，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 。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它的缘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外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治生涯人士的黄金时代。”

中国法律人士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乐观者看到，尽管我们无法展示今天新型的法律潮流已经在中国顽固的传统习惯之中如鱼得水，但我们大致可以预言，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中国人已经发誓要过上一种新的生活。法治在中国每一方土地的影响力，正方兴未艾。中国法律人士们颇感生逢其时，他们正在享受一段千载难逢的美好时光。

悲观失望者仍大有人在。像当年陈凯歌在火车上那样抱怨中国法治的人还会层出不穷。不久前，一位受人尊敬的师姐级法学教授就毅然削发为尼，遁入山门。大概她对俗世以及俗世的法律都已经感到绝望。有理由相信，她选择了宁静安详的生活。这样做，也许不见得特别幸福，但至少不格外痛苦。

不过，当我们有一天早晨看到，深圳警方押着数百名妓女和嫖客游街示众时，当我们有一天傍晚看到，延安警方闯入私宅将在家里看“黄蝶”的夫妻“抓获归案”时，人们忽然发现，和这个国家日趋膨胀的GDP数字并不相关的其他领域里，似乎进步甚微。一个尊重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时代，其实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仅从法治社会的角度来说，中国还远未达到盛世。

无论如何，中国法治的发展，依旧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行，这可能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似乎与那些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猜想无关。

作者简介

周大伟，旅美法律学者。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中美战略合作研究中心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现在中美两地从事跨国公司投资业务和法律教研工作。(Email: daweizhou200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