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黄健中和陈凯歌。也许因为有当初在火车上邂逅的那段缘分，我对后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多事情不由自主地保持着关注。

大概没过几年，他们都成了中国大陆电影界最优秀的电影导演。

黄健中后来陆续拍摄了《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贞女》、《良家妇女》、《龙年警官》、《米》 、《过年》、《我的 1991》等堪称经典的好影片。他一直是第四代电影导演中的领军人物。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导演的《如意》、《米》 和《过年》。有评论说，黄健中的影片具有中国传统诗学中所固有的气质——丰富的内涵美。将人物的纯朴，平静，喜悦与心酸混杂，环境和人物精神境界融汇一体，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后来，他也导演过在网民的声讨中创出高收视率的金庸剧《笑傲江湖》。

最值得讨论的，还是陈凯歌的作品，包括他的电影和书。
 
应当承认，陈凯歌是有才气和有文化底蕴的中国导演。他的电影总是一些很深刻的非常人文的东西。以前看过他的《黄土地》，给我印象最深就是那延伸得无边际的黄土地上震天撼地的腰鼓团体操（这时真人演的，不是好莱坞电脑特技制作的），还有那高亢、悲怆的陕北民歌，而行走其中的八路军战士表演则显得非常呆板和不自然。最有底蕴的倒是《霸王别姬》。对我而言，其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张国荣的尽显绝代风华的兰花指水袖舞以及影片结尾时宝剑落地的“当啷”一声绝响，而是陈凯歌对从历史的角度乃至人性的角度深层次对文革的透彻分析。这个电影至少告诉人们，在黑暗年代里，每一个人的人格几乎都是扭曲的，在这一点上名伶们与普通人并没有天壤之别。

不过，说心里话，我看陈凯歌拍的电影一直觉得有点累、有点过于沉重。记得《新电影》的一位记者曾说过，和陈凯歌谈话，感觉好像是两个阶级，大师和平民的差异。我觉得这话说的大概有些道理。看他的电影和听他讲话，总感到一种无法接近的距离感。有一次，我在美国北加州的著名华裔电视主持人史东主持的“画越地平线”节目里，看到一段陈凯歌的谈话节目。陈凯歌说，电影对他而言像是一种宗教。坐在电影院里，他似乎有坐在教堂里一样的感觉。看来，陈凯歌是个心很重的人，他的电影作品也一直难以脱开那种心重的感觉。

当我有一天看到陈凯歌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少年凯歌”后，我和不少人感觉类似：他的文字其实比他拍的电影要好看。

80年代末，陈凯歌在他的电影“边走边唱”票房惨败后，出走美国。1990年11月份，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对中国文学很有研究造诣的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玛莎.魏格纳女士有一天告诉我，陈凯歌这时也居住在纽约，据说他在埋头写书，很少社交。1992年，我在美国伊利诺大学遇到北大中文系著名“三剑客”之一的文学评论家黄子平。子平先生特别向我推荐了陈凯歌的最新出版的自传体回忆录“少年凯歌”。
当我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在自序中，陈凯歌说，“我常常喜欢坐在我们在曼哈顿的公寓浴室门外的地上，抱着膝梦游一样地想，往往我的妻子（想必一定是那位名叫洪晃的女子。本文作者注）早上去上班时，我已经坐在那儿，晚上下班回来，我仍然坐在那儿，嘴半张着，眼睛望着天空，她把我从那世界中久久唤不回来……窗外中央公园的树木由绿而黄而红，终于火焰一样熄灭，在雪中站着，一如我的心境。”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陈凯歌这本书在日本首次出版时的名字叫这《我的红卫兵时代》。
这本书中最使我难忘的一段，是关于一个上海知青在云南农场被大树压死的故事。陈凯歌的叙述很有电影蒙太奇的画面感。

1970年岁末，在陈凯歌插队落户的那个农场里，一个十六岁的上海知青被砍倒的一棵大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这个知青死在去农场卫生所的路上。事后，农场照例请死者的家属来一趟农场，表示歉意。死者的父亲是位五十多岁的上海钢铁厂工人。来到农场后，没有哭，只是沉默。他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儿子出事的地方。去的那天随行者很多，大都是知识青年。那是山中的一片谷地，砍倒的树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枝叶已经枯黄。大家都不说话，老父亲默然站了良久，祭奠工友似的，摘下了帽子。他走过去，蹲下，用手摸了摸树身，问道：“是他砍倒的吗？”有人回答：“是。” 父亲用手在草丛中摸了摸，摸出来一把儿子用过的砍刀。站起来，问大家:“树还要砍吗？”大家回答是：“在一日就要砍一日，这就是我们的生涯了。”这位父亲用手指了指大家，又放下，说：“那，以后小心了。”陈凯歌记得，在场的知青们都哭了。
每次读到这一段文字，我眼里不禁涌满了泪水。我联想到今天在北京、上海的街头经常看到的镜头：那些十五、六岁孩子在过马路的时候，大人还都不停地在牵着他们的手。
我发自内心地羡慕80后的一代人，因为他们遇到了上苍对他们如此眷顾的太平盛世。但是我始终没有把握确定，这些幸运地拥有了安逸却一直躁动不安的一代人，能否超越那些因为苦难而获得了深刻和成熟的那一代人？或许，正是陈凯歌这一代人最初的经历和后来的反思成全了他们的不可替代。迄今为止，中国电影界第五代的霸主地位似乎还远远不可撼动。

后来再看到的陈凯歌的电影，都没有超过我读这本书时给我带来的震动。很多人都认为，陈凯歌去拍文革题材的电影极为合适。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至今陈凯歌还没有在这个领域得到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