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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报道
第三届国际民法论坛暨第九届法官与学者对话论坛会议简报(一)
上传时间:20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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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2012年7月25日
  会议地点:武夷山市武夷山庄国际会议厅
  与会的主要领导、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立新教授;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震教授;人民法院出版社副总编刘德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二处郝作成处长;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欧岩峰院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王歌雅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陈苇教授;福建省法学会民商法学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林旭霞教授;日本消费者委员会委员长、一桥大学法学大学院松本恒雄教授;韩国亚洲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田庆根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陈荣隆教授;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法学院艾妮莎教授;台湾真理大学法律学系黄淳钰助理教授。
 
论坛开幕式由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林旭霞教授主持,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欧岩峰致欢迎辞。欧院长高度赞扬了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认为在这样一个高层次会议的召开将大大有助于实务部门更新审判理念,提升审判能力。欧院长还并热情地介绍了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风土人情,对各位代表的与会表示欢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刘德权副总编辑致开幕辞。杨立新教授简要介绍地会议召开的初衷,认为与会代表的发言和讨论将有助于吸收多方意见,推动和促进继承法的修订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刘德权副总编辑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继承法的修改已经极为迫切,希望通过会议代表集思广义,使继承法的修订可以更加符合当今社会需要。
 
主题研讨的第一阶段议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之完善,由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杨震教授主持,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专家分别作了精彩的专题发言。
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松本恒雄教授的发言主要是围绕建议稿草案第二十条规定的遗嘱信托问题介绍日本法中的相关制度。在日本遗嘱信托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是根据遗嘱设定信托。日本继承法第三条规定了设定遗嘱信托的三种方式,由受托人根据信托的管理办法,确定继承人的继承份额等。但是在遗嘱信托中,因为最终的受托人有时是不确定的,委托人并不能完全放心,因此在日本遗嘱信托利用得非常少,更多地是适用遗嘱代用信托。另一种是由银行提供信托服务,由银行对遗嘱的制作和保管提供相关的服务。但实际上这与法律意义上的信托没有太多的联系,它只限于财产的管理。目前在日本实行的新信托法,对通过信托的遗赠进行了规定。此次草案的第三十九条也就是和这种信托非常相似的。如果这次法案能够通过,今后也可以像日本这样通过信托立法对遗嘱、遗赠信托进行再一次的规定。
韩国亚洲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田庆根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韩国继承法的制定与修改的情况,然后针对中国继承法草案有关的部分进行发言。第一是关于继承权的恢复请求权时效问题,田教授认为韩国民法2002年修正案将该时效从“知道侵害之日起3年、继承开始之日起10年”改为“自侵害之日3年,继承侵害行为存在之日起10年” ,这是更好地保护了继承人的利益。而现在中国的建议稿是二十年。第二是关于法定继承份额变更的问题。韩国的继承人存在男、女及出嫁女的份额区别,但中国的没有区别。另外,韩国民法还对除配偶以外对财产维持增加有贡献的人的“贡献份额”、与被继承人有特别关系的人的继承权作了规定。有关遗留份的规定是通过1977年民法的修改来修正。田教授认为目前的修改建议稿关于与此类似问题上的内容是比较进步的。此外,他还就韩国的遗嘱信托和遗嘱代用信托制度作了简单介绍,认为中国可以参考日本和韩国的相关规定,修改信托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引入遗嘱代用信托。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法学院艾妮莎教授的发言首先简要介绍了马来西亚风土人情和法律体系。关于马来西亚的继承法,艾妮莎教授的发言主要包括几外方面:一是遗嘱效力的问题。1958的遗嘱法从遗嘱人、遗嘱的形式两个方面规定了遗嘱的制定。二是继承的方法,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根据1958年遗产分配法继承。三是财产分配的顺位。第一顺序人是配偶,第二顺序是子女,第三顺序是被继承人的父母,然后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叔叔和伯父伯母、曾祖父母等其他亲属,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继承顺位。也有优先顺序原则的例外,通常由法院来裁定。四是遗产的管理。除遗嘱及法律规定外,申请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获得遗产管理文书。
台湾辅仁大学法学院陈荣隆教授的发言从王月兰、张大千的遗嘱谈起,介绍台湾继承法的三个问题。一是法定继承。虽然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继承人的范围与顺序,但民间的做法又有所不同。二是遗嘱继承。陈教授认为立遗嘱第一是公正性,第二是考虑其有效性,第三是安全性,第四是隐密性,第五是变更性。因此,在台湾最主要的遗嘱是密封遗嘱。三是特留份。特留份对于家产的保存,女权的保护、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调合等都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台湾法上它的算定与抛弃是极为复杂的问题。最后,陈教授还提出了一些关于特留份研究的新课题,包括生前处分之冲击、死因赠与之争议、酌给遗产之分野、财产信托之崛起、理财规划之调和。
台湾真理大学法学院黄淳钰助理教授就2009年台湾地区民法修正后的第1148条第1条的规定,讨论继承制度对于继承债权人的保护问题。她介绍目前对该条文的理解有两种,一是认为这是继承有限责任的例外,共同继承人仍须对遗产之债负连带责任;二是认为债权人只有受偿不足时,才能适用该条规定。虽然第1148条第1条与台湾民法第244条有竞合的可能,但她认为,该条的规定有其存在的必要,一是有助于遗产清算程序尽速完成,二是有利于债权人主张。但该条的规定也有一定不足,需要一定的修正。例如,债权人应当就遗产先行受偿,不足者方可行使该条之权利;原应继承之人如规避本条义务,则仍应以法定债务的方式要求其承担。
 
主题研讨的第二阶段议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总则的修改,由中国人民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教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吴兆祥处长主持,来自各级法院、高校、科研机构的法官、学者纷纷踊跃发言。
宋飞(湖北黄冈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对《继承法》修正案建议稿第一章,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关于遗产的范围。是否应当增加拆迁补偿过程中产生的货币安置奖励金和使用权补偿费。而在使用权补偿费这一块,是否应将征用征收土地补偿费、农村宅基地拆迁还建补偿费、库区移民安置补偿费等列入遗产范围?第二是关于继承权丧失的列举范围中,是否可以增加规定二奶问题因其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而丧失继承权;第三是法定代理人在被代理人精神失常或成为植物人时是否可以代为放弃继承人或受遗赠权。第四点是关于继承法中专业术语的使用问题。继承法中诸如概括继承、遗嘱信托、继承抚养协议等专业术语使用频繁,是否会影响老百姓的理解,应当通俗一些。
吴国平(福建江夏学院教授):就草案第十一条发表个人意见。我个人比较赞同继承权的丧失的规定,但存在一个被继承人意愿的具体表达形式,以及这种表现形式的效力问题。因为继承权丧失的人要重新获得继承权是有风险的。我认为只能是我个人并不主张我国现行的关于重新获得继承权的规定,但对于被继承人的表现形式和效力问题,我建议参考国外的法律作出相关的规定,以被继承人生前的明确意思表示为准。被继承人宽恕的意思只能在生前用书面的形式表述。宽恕是自被继承人作出意思表示起生效。
王伯文(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我建议第七条的遗产范围里面增加经营权和经营收益。个人享有的经营承包权和收益,不能包括所有的经营权,例如直销产生的经营权。
曾昊清(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法官):我认为法官与学者的观点分歧主要是职业思考模式的习惯。继承法的总则应当体现出立法思想,积极解决当今问题。继承法作为社会财产的分配制度,应当是穷人法。继承法的现代法要面对传统,在立法基础上要吸取全世界优秀的地方,但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继承法修改的价值,应更偏向家庭的整体利益。继承法不能改得过大,要和其它法协调,如信托法、土地法、社会保障法的协调问题。继承法是一个适用的法律,要澄清在现实中比较容易产生争议的观点。如:虚拟财产、债权、孙子女的问题、遗产税的问题。
王明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继承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三个月内作出是否接受继承的表示,没有规定接受或者放弃继承向谁表示。请求确认权是否适用时效的限制,还是不受限制,返还遗产要否受时效的限制?另外,储蓄是动产吗?
赵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第九条对特别收益的规定在语言表达方面可能有点问题。另外,遗产的价值的计算问题,如果是在结婚时与继承时相隔二十年价值如何计算。所以第九条存在实务中如何操作的问题。第三,如果是遗赠的情况下,物权什么时候转移到受遗赠人。在三个月内遗赠人死亡了,他没有表示,那怎么办?
陈苇(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我主要谈以下几点:第一,总则的第二条第五款,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放在总则里是不是合适?第二,概括继承与限定继承的规定是否存在冲突,要否规定一些例外或但书的情形。第三,关于遗产的范围,应当考虑限定“合法”这两个字。其中还有可操作性的问题。第四,第九条建议把被继承人免除规扣的意思表示除外,以体现在共同继承时遗产分配的公平,不会造成新的纷争。第五、第十条能不能增加已怀孕尚未出生的人,将其规定为后位继承人,此外,人工生子出生的自然人与被继承人是什么关系,以什么依据成为继承人的,需要有个依据。因此第十条第二款不太妥当。另外第十八条第二款对接受遗赠是否可以推定还是要明确的意思表示。
 
评议:
王歌雅(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本场讨论有这么一些特点:第一,具有开放性。在对话过程中创建了开放的平台,体现了开放的学术交流的空间。第二,对总则部分的问题达成一个共识。继承法总则部分的价值取向需要关注传统和改革的问题。例如目前在我们国家如何平衡穷人继承法和富人继承法的问题。在我们做总则的过程中,都要参考外国的规定,会涉及两个价值的选择,一个是继承法全球的发展,一个是本土的文化。第三,关于第七条遗产范围问题,无论在什么基础之上,对这个条文的思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采限排除的方法。我们也有一些期待融合性质的利益选择。除此之外,谈到第十条时,如何面对继承法选择的一种超越,即考虑民众的需要,基于伦理所作的利益考察。
段思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继承法颁布实施近三十年,一部法律历经这么久还没有修改是不可思议的。法律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落后于社会经济形式发展的情况。专家谈到的立法理念,比如以家庭利益为重,以和谐稳定为目标等等,因此中国对继承法的修改的契机作为全新的理念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在发言中提到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很受启发,很多发言对法律的修改和完善都很重要。法律应发挥引领社会的独特功能,更好解决社会的矛盾纠纷,更好的引导大众建设和谐稳定互助友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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