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个条文存在重大的逻辑错误。

     　前一个“调解”，是指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程序，这个“调解”，是与“判决”相对应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这就是民事诉讼上的“调解”。这种调解存在两种结果：一是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二是调解后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在达成一致情况下，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双方同意不离婚，二是双方同意离婚。而这两种达成一致的情形，都是有效的调解，都可以制作调解书结案，而无须再做判决。这个意义上的“调解不成”，并不是双方不能和好，而是指双方不能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既不能达成离婚的一致，也不能达成不离婚的一致，这时法院应当做的不是“准予离婚”，而是“及时判决”。判决的结果可能是“准予离婚”，也可能是“不准离婚”。

　　而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次出现的“调解”，即“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此处的调解，已经变成了民间常用的“说合”、“劝解”。“调解无效”就是双方和好无望，因此“应准予离婚”。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作为法律概念的“调解”，不应该有两种含义；第二，即使从生活概念来理解，调解无效，就“应准予离婚”吗？我们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前三项通常情况下都是一方过错，假如是过错一方提离婚，而无过错方不同意离婚，“调解无效”时，难道也“准予离婚”吗？这岂不是保护了过错方而损害了无过错方？

     　婚姻法在立法的本意上其实是明确的，问题出在文字表述上。文字背后，是形式逻辑出了问题。一个“调解”的概念，在同一个法条中前后意义不同，时而为法律概念，时而为生活概念，这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即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必须保持同一，而不能飘忽不定。

     　纠正这个逻辑错误，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应当这样表述：“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有下列情形之一，无过错一方坚持离婚的，应准予离婚：

　　……”

　　这样修改后，完全体现了婚姻法的原意，但避免了逻辑上的错误和文字上的歧义，在法律的适用上就能更加准确。

     　1988年9月，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进修时，听过民法前辈张佩霖教授的课。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们国家的立法，在文字上很不严谨，能找出许多语病，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建议，在法律出台前，应当请语言文字学者，如吕叔湘先生、张志公先生这样的大家，从文字上再把一把关，这样能够避免许多错误。当时我对张先生的这番话，理解并不深刻，觉得一部法典，经过千锤百炼，文字上还能有什么问题？但后来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张先生的意见是何等的重要。令人遗憾的是，张佩霖先生已经作古十五年，而他的这一建议并未落实。作为曾当面聆听他教诲的后辈，我把婚姻法中这一文字问题提出来，给张先生的观点增加一个实例，也算是对他的缅怀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