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界讲“法门”，进了法门便可见佛的“真身”。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接触佛缘的通道，便是穿越这道“法门”，拜见佛的真容。如同世俗通向佛法一样，以武力为调整对象的军事法，对寻常百姓来说也是一块神秘之地，而军事法律人所要做的课业，便是向大众打开这扇“军法之门”，展现军事法的万千景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周健·军事法之门”丛书，立意正在于此。《周健·军事法之门丛书》以“走向民间的军事法”为宗旨，由我指导的十位博士的学位论文整合而成，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大的军事法学丛书。

　　丛书视角多维、可读性强，既探索了一条军事法走向民间的路径、也是一把进入“军事法之门”的钥匙。首批为出版四册，包括全景展示“军规”是如何生成的《军法生成之道》、展望中国兵役制度改革之路的《兵役法三千年》、回顾中国近代军事法变革艰难历程的《军律之殇：晚清军事立法变革之旅》、直面谁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立法迫切要求的《穿越疆界的军法》。《军权探秘》、《穿军装的公民》、《美国军法面面观》、《布局国防的砝码》、《比特和字节的战争》、《枪炮作响法有声》等其余六册将陆续出版。

　　这套涵盖军事法诸多领域的十卷本恢宏著述，敞开了军事法通往民间的一道道门，“门里容尽了世间的沧海桑田、战争与和平、法律与道德”。

　　天地悠悠，时空漫延，茫茫宇宙的玄机就是由一道又一道的门所组合而成的。老子《道德经》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的众妙之门，是会聚大道玄机的所在，是人们走向觉悟的必经之地，但其中的滋味是妙不可言的。

　　《周健·军事法之门》丛书出版，作为走入军法世界必经的感悟之门，《周健·军事法之门》包含了近十年军事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果说军事法学科在中国从最初的寂静初设到今天，已经走上了一条繁荣的发展道路，那么这部丛书就是这条道路上的标志性风景，它不仅收集了一路的春花秋实，而且为旅途者指明了更美的前行方向。内容包含了对军事法权力基础的探讨，军事法历史发展的警醒，国外军事法制的探究，当代兵役制度的思考，未来融入国际的展望，是周健教师和其学生的呕心沥血之作。丛书致力于以简洁易懂的语言，生动的学术描写，将军事法的研究展现给世人。可以说，这部丛书，实践了发展军事法学，推广军事法，要大众社会关注军事法的学科规划。

　　多年以前我就已预言了中国军事法要进一步发展，必将走向民间，走向国际。而今天的军队在迈向信息化的进程中，在透明化的国际战场上与他国军队进行着越来越多的或是合作或是对抗的涉外军事行动，无处不在的网络高科技战场亦更多的提出了军民融合的问题。军事法作为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重要推进因素，军事改革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她的支持的促进。然而，没有走出狭窄学科的勇气，走向民间和走向国际的气魄，以及为军事变革贡献的热情，军事法的发展前途将是暗淡无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健·军事法之门》丛书体现了这样的远见和创新勇气，虽然门里未必是一路顺途，它将绝对会开启军事法更加的辉煌风景。

构筑军法的文明视角

　　在和平主义者看来，武力与战争是令人生厌的词汇，它带给世人的是无穷的痛苦记忆，否弃战争本身暗含着否弃军法的立场；在现实主义者眼中，武力与战争则是“不可避免的恶”，为了扩张武力、打赢战争，军事法要么被置于工具的地位，要么被视为“多此一举”的表面文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打通武装力量体系内外对于规则认知的隔阂？如何联结和平年代公民主体与军法现象之间的价值认同？该套丛书则以人类文明为背景，以现代法治为底色，探寻人类追求武力文明化程度的愿景。在这里，文明构成了军事法的重要价值维度，也成为引领民众认同军事法、穿越军法之门的理念共识。

　　回顾人类历史长河，从文明的发轫到文明的冲突再到文明的融合，始终与暴力、战争、武力联系在一起。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在中国东周时期，国家形成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战争，从分散封建国家到统一帝国的过渡全凭武力征服。春秋时期的294年，中国的“国家”之间共打了1211次战役，和平岁月仅有38年，超过110个政治体被灭绝。后续的254年战国时期，打了468次战役，仅有89年太平无事。因而福山才断言，国家在中国和欧洲出现，根源就是当代国际体系所竭力阻止的无休止战争。

　　战争的母体，发育出了专门为征税征兵的官僚机构，促使国家文明体的形成；但母体最终又受到自身发展的抑制，萎缩化约为法治国中的一个小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军事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战争的扩大，迫使服兵役的主体资格从贵族向平民转移，并最终形成了公民服兵役的法律制度。而在经由兵役获得公民资格之后，从“公民——军人——公民”的身份转换中，军法始终在寻求一种文明制度的安排。在《兵役法三千年》一书中，作者描述了从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制定兵役法至今的三千年兵役法历史，也梳理了中国西周实行当兵制到今天的历史脉络，带领读者领略世界各国的兵役法历史发展。其功利性目的在于反观现实，为当代中国兵役法转型提供镜鉴；而在深层次上，我们更可以将作者的探讨融入现代法治的背景，去接着探寻法治文明的诸多辩题：兵役在法治的语境中还是一种宪法义务吗？当兵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公民德性与法律要求？而作者认为，所谓兵役法的整体转型，本质上乃在于“法治”与“尚武”的融合。从兵役法之一角，可以打开军法探寻文明起源的神奇旅程。

　　在另一本《军律之殇：晚晴军事法变革之旅》中，作者讲述了一个曾被人忽略的“故事”，从历史的片段记忆中展现出中国军法近代的艰难历程。以军法的视角向世人描述历史上那段令人惊心动魄的画卷，也反映出中国历史文明演进的脉络。军事法在促进武力文明、并在整个制度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湘、淮陆军开始的军法变革，到北洋海军的制度建设，再到清政府采用西方军制创办新式陆军，在这条传统军事法通往近代军事法的必经之路上，洒落了太多值得回忆、反思与借鉴的制度启迪。它让大众清晰的看到：现代意义上的军事法并非“无根之木”，而是一个文明从自发生长到相互冲突再到借鉴融合的过程，正是在规制武力的制度进程中，我们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茁壮成长。

用文明驯化武力的抱负

　　历史的探寻总是充满着睿智的发现。在整个历史上，正是文明为人类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亨廷顿说，“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同样，文明的概念也为现代国家武力的生成、维系与运用提供判断标准，而其具体载体则体现为规则与法治。在军法学人那里，用法治文明驯化野蛮的武力，或许是种并不被看好却值得钦佩的志业抱负。

　　文明首先实现人类暴力的有组织化。战争与暴力形成国家，但利维坦的降临并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反而将之移至更高层次，陷入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状态。这或许是当初文明共同体形成所始料未及的。但人类构筑国家的目的，是保障共同体的安全，促进公共理性。一旦公共理性形成，就渐渐转变为法治系统，通过规则来规制武力和暴力。所以，自从国家诞生之后，经由战争孵化出的文明，就开始了反制暴力的漫长过程。其最终的目标在于：从暴力中发轫出的国家与法治，限制了暴力的等级和扩大，所谓“国家建设旨在集权，法治却在一旁掣肘”（福山语）。

　　众所周知，国家提供两种基本功能：安全和正义。由此，现代国家必须拥有两大系统：军队（武力）和司法（法律）。通过阅读这套丛书，我们时刻能够感受到，在武力与法律这两大政治秩序组件中，武力需要保障国家权力，而法律又要限制国家权力，国家建设和武力一直在紧张氛围中共存：战争（武力）催生了国家的诞生，重新排列了国家；国家（官僚制）的发展又反过来试图将游荡的武力组织收编，因为“暴力气氛所孕育的无数危险，时时都在威胁个人”。而国家将武力纳入法治体制当中，以实现对武力的控制，首先在于确立起足够文明的规则体系，既能够将武力的强化限定在正当的范围之内，又能有效剔除其非法暴力性的一面，激发合法秩序的生成。

　　在《军法生成之道》一书中，作者就向世人展现了何为军规、由何而来，并从学术的视角探讨了生成军事法所需要运用的各种方法和技巧。这些看似都是军事立法技术的探讨，其实深刻烙印上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印记。很明显，作者探讨的目的在于提高军事立法技术，以寻求规制国防和武装力量的治军“良法”，“以此提高军事立法能力”，“均衡协调军事法的内外部结构，合理准确地处理军事立法的语言表达，从而促进军事立法的科学化，最终为军事法制的完善和依法治军方略的实现生成高质量的军事法”。从军事立法预测、军事立法决策到军事法结构营造、军事立法语言表达，军法规则本身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军法文明的生成，铸造“文明之师、正义之师”；而且在国家宪政文明的层面，更有助于实现法律安顿武力的雄心。

　　和平时期，人们对国家维系的武力总是充满着戒心，同时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并不安稳，是一个充斥着灾难和生存威胁的时代，全球性灾难、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威胁、国际贩毒走私、海盗活动等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令人防不慎防，呼吁各国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那么，合法的武力究竟应该限定在什么范围之内，如何有效防止武力不必要的入侵？在《穿越疆界的军法》一书中，作者聚焦于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立法，为这一需要武力介入的新兴领域提供规则之治。这一论题虽然关注的是一个领域的立法，但从中却能够体现出军事法增进军事合作、维护世界公义、促进和平发展的价值取向。

枪炮作响法有声

　　谈起战争，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那是属于法律规制范围之外的事情，“武力的原则形成了自己的领域，有它自己的法则”。战争所勾画的是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世界，人的本性被降低到最原始的形式，生存利益决定一切，因而在战争中的人们为了保存自我可以为所欲为，道德和法律在这里似乎完全没有立足之地，所谓“枪炮作响法律无声”。但是，《枪炮作响法有声——军事法如何规制战争》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早期的冷兵器时代还是如今，战争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碎暴力的野蛮活动，它总是伴随着一些的规则，体现出正义的属性追求和合法的界限要求。将军事法规制战争作为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从中我们能够领悟到军事法的更高一层使命。

　　战争展现出人类本性中赤裸裸的真实一面，但军事法企图为战争套上一层文明的“肚兜”。恰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所言，战争虽然是一个专制的世界，但“我们已经在这个专制的统治下开脱出来一片宪政的天地：即是受人利用的小卒子在战争中也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过去几百年来，这些权利和义务得到了国际条约的明确规定，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渊源。丛书中不乏探讨这方面的内容，如《比特和字节的战争——网络战与国际法》一书，将武装冲突法的研究触须伸及网络战，探寻的是一种全新的国际战争法视角。而包括国际战争法在内的军事法规则，不再仅仅被视作暴力的“倍增器”，更是实现武力合法化增长、文明化运用的规则群。正是文明，打通了长久以来军事法与一般部门法的隔膜，改变了千百年来“枪炮作响法无声”的误区。

　　对战争的道德论证，人类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著述颇丰，围绕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国际条约和规则也日渐增多。最终形成, 战争是一种“平等地允许两个或者更多的集团使用武装力量进行争斗的法律状态”的定义。但是在军事法的研究中，一种以法为器的风格流行盛广，真正主张将战争限制在法律疆界内的观念，似乎是天方夜谭。但也可以说，正因为无法逃出战争地狱，我们才煞费苦心地创造了规则的世界。就此而言，周健教授所带领的团队，有着梦一般的追求，“在战争的地狱里实现宪政法治”。

　　在内容上，本套丛书还包括《军权探秘》《美国军法面面观》《穿军装的公民》《布局国防的砝码——战略物资储备立法》等等。虽然在选题上各不相同，从军法历史到现实前沿，从域外经验到中国问题，从国内反思到国际探寻，看似没有一条主流的脉络；但是这些聚焦于各个不同领域的军法论著，或多或少展现出军法的文明视角，让军事法走出封闭的疆域，融入现代人类制度文明的“百花园”。在形式上，本套丛书力求鲜活可读，将晦涩难懂的学术研究磨砺成脍炙人口的通俗读物，也是照顾了普通读者的需要。这也正印证了“军法之门”的隐喻，昭示着军事法以文明姿态走向民间的真正开始。

让军事法成为显学

　　我们知道，搞哲学必须过“康德门”，而中国军事法的学人必须穿越由诸多学者筑就的“军事法之门”，才能达到新的境界。

　　不同领域的改革是相互联系的，而我国的军事改革已经较为急迫。脱离了军事改革，我国的很多军事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均难以解决。诸多民间人士列举了我国军事改革的问题，如“减少军队的指挥层级”、“军官年轻化”、“征兵与军官转业应市场化”、“减少专职文体兵”、“藏兵于民，破除社会军训的花架子”等。

　　当前，一些国家加强军事法建设已成趋势，我国不可能游离于国际环境之外。整个国家军事法需从上到下慢慢培养观念，把该边缘性学科变为一种显学。但必须承认，我国军事法学科实力还太差，缺乏向社会贡献先进理念的能力，但至少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本套丛书的选题直面中国当下急迫的军事变革，通过军队的法制化变革，使中国军事迅速融入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我国军事法理论是伴随着军事立法与军事制度的发展而不断成长的，是随着军事法治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深化的。在各法学学科中，军事法学可以说是人才最少，研究最为艰难的一个学科。

　　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军事法学人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学术梯队。老一辈学人以杨福坤、图们、雷渊深、朱阳明、吕北安、张纪孙、陈学会、李昂、俞正山、田龙海等为代表，在我国军事法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年一代军事法学人，作为法制恢复重建的第一批法科学生，参与了军事法创建。其中有宋丹、王黎红、张建田、肖凤城、夏勇、汪保康、薛刚凌等。以笔者为例，是西北政法学院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并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在法学洪流的推动下，逐渐成长为军事法学界主流学人。

　　时至今日，笔者高兴地看到，比我们更为年轻的一代军事法学人正走上军事法的历史舞台，他们的思维之开放，眼界之广阔，都超过前人。前辈为军事法刨土育芽，而如何让它茁壮成长，该是这些年轻人劳心动手的时候了。

　　本套丛书将年轻军事法学人的学术成果整合与提升，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用通俗化、可读性强、富有趣味性的方式来进行军事法知识的普及。提高国民的“尚武、爱国”意识，笔者认为这是军事法责无旁贷的。所以，要推广、普及军事法，使军事法“汇通天下”。只有更多的人研究军事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军事法，才能凸显其价值。

　　一个国家的发展，经济和军事是很重要的。在现代法治社会，军事这样一个庞大的领域，必须要走上法治的轨道。军事法学需要不断提升其价值，避免军事法学处于边缘境地，让军事法对社会具有重大的价值。

　　军事法不能做井底之蛙，应该走向社会。军事法学不能是“悬崖边的军事法学”，而应该是“驶向大海的军事法”、“融入社会的军事法”。军事法走向社会的途径有很多种，如推广普及军事法知识，让民众热爱关心国防事业，创立军事法教育基地等等。最初我国只在军队院校设立军事教育基地，此后地方院校也开始逐步设立。目前中国政法大学设立军事法学博士点，西北政法大学设立军事法学硕士点，吉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也开始建立军事法学硕士点。通过类似的途径，军事法教育逐渐走向社会。信息化战争是国家体系的对抗，国防建设是高度的军民合力。只有“驶向大海，走进社会”，才能有效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解决军事法的重大问题。

　　军事法不是关起门来研究的，应该是科学的，逐步走向成熟的。我们搞研究不能自欺欺人，夜郎自大。须知，军事法学历史是非常短暂的，2003年我国首次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设置了军事法学博士点。按说，招收博士，表明一个学科已趋成熟，而军事法学却并不如此，从学科角度看，它还很年轻。现在还在摸索、创建阶段，可以说是“摇篮中的军事法学”，我们必须进行渐进式的培养，不能有焦躁心态。

　　军事法学应该是多彩的、大众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参与。现代战争是信息化、国家整体力量的对抗，军事法应紧跟这一趋势，不能太封闭，与其他学科应相互交流、沟通。军事法学应有自己的学科样态、体系、理论思维，这样才能走向世界，具备学术自主性，所以要有自信去建立自己的军事法学。对于我国第一位军事法学博士毕业生，北美多维新闻网，香港大公报、凤凰网、星岛环球网，台湾“中央社新闻”等都给予报道，这说明军事法备受重视。

　　不能做“孤独的军事法学”，应相互借鉴。一个新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是必要的。对宪法、刑法、行政法的一些先进理念，应加以吸收、借鉴，应将军事法融入中国法治大环境里。在学科建设方面，让广大地方学者了解军事法学，关心和促进军事法学的发展，让各种形式的军事法学研讨和交流丰富军事法学研究的视角，为军事法学带来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因为这门学科必须要发展，而法律是非常活泼的，与整个社会、与日常生活是亲密相连的、鲜活的东西。

　　我自20世纪80年代军事法学创立伊始就开始军事法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30多年来，从1996年开始构思首部军事法专著《军事法史纲》，到2002年出版的《中国军事法传统》、2004年《战时军事法学》再到2008年《周健军事法文集》，2013年，在我到知天命之年又出版了《周健·军事法之门》，我一直在为实现军法人心中的强军梦、强国梦而努力。

　　世人总问情为何物，却叫人生死相许！因倾心，因牵挂，因欢喜，因执念！我对军事法学有此情，故相许一生。

　　让我们展开《周健·军事法之门》，来倾听年轻人从容洒脱而又不乏学养的讲述。此时，军事法的大门向公众豁然敞开。无疑，军事法穿越荆棘之路，会走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