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学界有三对夫妇颇为出名：康乐、简惠美夫妇，林端、吕爱华夫妇，顾忠华、陈惠馨夫妇。巧合的是，这三对夫妇中的三位大丈夫皆是韦伯研究的专家，其中尤以林端嘉惠两岸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界良多。然而，天妒英才，林端正值学术生命的壮年，却于2013年初遽归道山。

       未竟的事业由学界同道和后学，当仁不让地担当起来。一年之后，林端的大作《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如期在梁治平主编的“法律文化研究”文丛里出版。

       长歌当哭，最好的纪念方式不是空言颂歌，而是以学术之名来纪念林端，所以8月24日，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等发起了“‘法律、文化与社会’暨纪念林端教授学术研讨会”。通过新出版的书和参与研讨会的学界人，我们得以全面认识林端的学术遗产及其贡献。

       只手反转韦伯

       林端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儒雅的谦谦君子。记得2006年，他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讲课时，我拿着复印的台版《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让他签名，他大度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号。但是谁曾想，正是这种儒雅的君子，却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或许来自于我们祖辈和父辈对国家苦难的记忆，以及对中国理想生活样式的追求。所以，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夫人对其夫妇负笈德国求学的生动刻画。

       当林端夫妇初到德国，一方面叹服于德国民主与法治、科学与人文并进的优良秩序，但同时也有种深深的疑问，这种通过多如牛毛的法律构造的社会，是否就是人间的理想社会？中国社会一定要进化式地走向这种社会吗？在这种疑问的背后，有一种认知上的耻辱感，因为20世纪以来西方人的中国观深深地受到韦伯的塑造，即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以家长制的亲属关系为准则的，处处是个人关系化的场景；进而中国社会的精神被贬低到西欧中世纪的发展阶段，中西的文化比较直接地变成了简单进化论环节上的古今问题。

       在德国求学期间，林端觉得德国人俯视更是一种鞭策，如同科学家报效祖国，其方式是科技的突破；人文社会学者回报母体文化，便是扭转观念。所以，来自中华的谦谦君子面对西方俯瞰的压力并没有低头，而是开始站在西方文化巨人的肩膀上，挑战西方是文化巨人。

       当林端操着蹩脚的德语，面对韦伯专家施鲁赫特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他长篇大论地驳斥着韦伯的中国观。在西方对事不对人的观念下，他这篇博士论文“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竟然获得了最优的成绩，这篇论文正是本书的前身。

       之后，林端的动作颇让人惊奇，他在答辩教室的黑板上用力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仁”。仁者无敌，无论是对中国的学术而言，抑或是对中国的政制道路而言，这或许是他要唤起中华文化里被遗忘的理想。而施鲁赫特则报以微笑的口吻说：“未来也许需要中国的‘仁道’为世界寻找出路。”

       正是有了这种文化信念和求学经历，林端才孜孜不倦地投入两岸学术的交流，因为他不仅要在台湾一隅打破对韦伯中国论断的迷信，更要在内地阻止误入歧途式的宣传。这次他选择一个比较流行的“卡迪司法”入手。简单而言，这是伊斯兰世界里处理族人纠纷的长老，在西方形式理性的眼里属于擅断的裁决者，所以韦伯就用它转指中国的传统司法。在这种所谓的“谬论”流传十几年后，2006年年底，林端联合张伟仁于清华大学彻底清理了这种谬论的源头，并被学界冠以“韦伯旧论的颠覆”。

       难以打破的中西隔阂

       只手反转韦伯，显得林端有些孤胆英雄的味道，但时至今日不再局限于韦伯的中国法论断，从中国本土的实际经验出发，诉诸档案、调查等手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法律展开的研究已经全面铺展开了。但是，这打破的只是华人学界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没有触及西方人本身的认知。施鲁赫特对华人社会的观察即是一例。

       当林端在德国时，指出中国文化展现的是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普遍主义时，施鲁赫特并没有切身的感觉，所以林端归国后邀请施鲁赫特访问华人社会，以便让其观察韦伯那种带有“偏见”的中国学，在21世纪的今天是否依然具有解释力？

       施鲁赫特的华人社会之行再次印证了，先入为主的理论必然会遮蔽一些东西。所以，当施鲁赫特参观台北北投的水月道场时，看见奉茶的居士们鱼贯而入，恭敬而有礼的样子。他的观察特别仔细，似乎他从这个经验事实中再次验证了韦伯所讲的“彻底的仪式主义”，韦伯忽略了这种仪式背后的精神救赎，同样施鲁赫特也忽视了这种文化的隔阂，即使面临同样的经验现象，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理论这副有色的眼镜，有时候是带不得的！

       然而，最切身的体验，还是会微微触动文化的隔阂，或许这也是打破文化隔阂的一个入手点。例如，当林端向施鲁赫特解释“天地君亲师”里面的超越性意涵时，施鲁赫特不甚了了，但是他对“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反而有些触动。因为林端每次给施鲁赫特写信都用“您的学生”来署名，相比之下西方人对尊亲属都是直呼其名，这使得施鲁赫特印象深刻。而林端对施鲁赫特进行的中国式的师长接待，更是与之相呼应。

       中国人借助西方人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自己，这种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林端给反转了，但是西方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方式仍在继续。这种中西的文化隔阂，需要更多类似林端这样的学者来打破。

       然而，林端并不认为自己是反转西方中国观念的第一人。他把自己放到了学术史的脉络中去，例如他到北京访学时，对瞿同祖的访谈：由绚烂归于平淡。在这篇访谈中，林端归纳了瞿同祖经由西方理论整理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法律的精神，同时又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取道西方，观察中国的局限性。所以，在《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翻译成英文时，瞿同祖坚持用“礼”和“族”的音译，而不是很牵强地寻找这两个具有中国独特内涵对应词。

       斯人已去，但是由瞿同祖再到林端，所开创的这一条自强不息的学术道路还在延续。如同梁治平所言：“他留给我们的是一段诚恳而充实的人生，那里有对学术的执著，还有一片对中国文化的热忱，每想到这些，我都觉得，林端并没有离开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