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布莱克是美国法社会学家，他立足于社会学的立场对法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中文版由郭星华等译，[美]麦宜生审校）是他近年的一部力作。在书中，他着重分析了司法的差别待遇这一现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和观点。我们认为，该书对于我们从法律社会学视野认识法律，特别是司法有重要的意义。

一、法、司法与司法正义

　　法自始就与公平、公正、平等、正义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西方天平上高悬的利剑，还是中国古代的“灋”及其它的各种解释，法代表的是一种公平、正义的观念。

　　司法，则是一个与立法、执法相对应的概念，它被认为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殿堂，是法治社会中一个极富实践性的基本环节，是连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主要桥梁，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否完备，司法是其检测方面。

　　司法是实现正义的基本形式。正义作为司法活动的终极价值准则有其特有的内涵。它是指司法机关在运用法律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则和程序办事，不枉不纵，不偏不倚，从而使各种纠纷获得圆满妥善的解决。杨一平先生在其《司法正义论》一文中写到“从血亲复仇、同态复仇到神明裁判，从共誓涤罪制度到大小陪审团制．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重视口供到强调证据，从司法行政合一到司法独立，从特权保护到平等保护，从多元主义到一元主义再到多元一体化，都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不正义走向正义，由较少正义走向充分正义，由简单地要求形式正义走向实现实质正义的奋斗历程。”但这似乎只是从法学的视角．或者说法理学的视角来看待法与司法。布莱克先生将这一视角称为传统的法理学模式。他认为法理学模式视法律为逻辑过程，对每一条件的评估都是法律条文的运用，而且逻辑决定结果，该模式视认为法律是通用的，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案件。即以相同的事实会有相同的处理方式。然而，现实社会生活中有无数事实表明：法律上相同的案件——关于同样的问题，拥有同样的证据支持常常得到不同的处理。这是为什么呢？布莱克认为这正是司法的差别待遇造成的。

二、司法的差别待遇

　　法律根植于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没有人会抛开社会差异去观察法律结果。布莱克先生从法律的社会学角度，他称为法律的社会学模式来研究，探讨了有关法律的社会学知识对于法律本身的意义。他认为：差别待遇是无所不在的。并且进一步指出，司法的“差别待遇”，是法律的自然行为的一个方面，就像鸟儿飞翔、鱼儿游泳一样自然。因此，在他看来差别待遇是司法生活的重要特点，不值得大惊小怪，它的存在是自然的。

　　那么何为差别待遇呢？显然，布莱克的看法是与传统的法理学模式相比较而言的。在传统的法理学模式中，法律从根本上讲就是规则．通常根据一项或多项法律条文，对已有的案件事实做出判定，并据此对司法决定做出解释。而社会学的模式则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案件的社会结构上，即谁是参与者。传统法理学模式认为法律是不变的，是通用的；而社会学的模式认为．法律是可变的．它随各方面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所不变的和通用的是那些预测和解释结果的原理，并且这些原理是社会学的。为此他认为：法理学模式所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做出决定，它的目的就是用于做出决定的。而社会学的模式关注的是针对案件的决定实际上是如何做出的，它的作用是用于做出解释的。社会学的模式认为的法律差别待遇在于：法律是可变的，它因案件的不同而不同。它是因情况而定的，每一个案件除了法律的技术性特征——法律准则具体应用于实际案件中的过程之外，还有其社会特征，这些社会特征包括：谁控告谁？谁处理这一案件？还有谁与案件有关？每一案件至少包括对立的双方（原告或受害人以及被告），并且可能还包括一方或双方的支持者（如律师和友好的证人）及第三方（如法官或陪审团）。这些人的社会性质构成了案件的社会结构，每一方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多大？每一个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杂结构，而这正是导致“法律等差”的关键。布莱克用一个关键的词语来描述导致社会结构不同影响的因素：即法律量的变化。什么叫法律量，它是指施加于个人或群体的政府权威的数量。简言之，可能受罚或加重罚的可能性。引起这个法律量的变化的几个因素分别是：对手效应（谁控告谁）、律师效应、第三方效应（谁是法官、检察官、警官、陪审员）、讲话方式等。综合各方面因素，其量不同，处理方式不一样，差异尽在其中。

三、差别待遇的应对

　　简言之，布莱克的立场和理论是，法律在司法中是有等差的，因其案件的社会结构不同而导致司法的差别待遇。显然这与正统法理学模式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有悖法律、法治国、法律全球化的初衷。那么如何来规避或者说缩小、弱化这一差别现象呢？这一问题成为布莱克思考的又一主要问题。他从案件社会结构特征入手，主要是从胜诉的角度，多方面分析了各种可能的社会因素。对于如何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裁决冲突，他提出了几种从社会学意义上对法律系统进行改良的策略，目的是通过案件本身，以减少法律司法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差异或者歧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公正。

　　布莱克提出的第一种规避司法差别待遇的方法是：建立一些专门用来处理冲突的法律合作社团组织——法律合作社团。这些法律合作社团将平衡处理纠纷中的社会结构，促使其均质的发展，通过消除案件与案件之间众多的社会差异，减少种种歧视现象的发生，从而使每个人应该享有的社会权益更加得到尊重。第二种方法是从案件的处理过程入手，消除案件自身的社会特征，即非社会特征化，尽量减少法律的社会性，来使案件均质化。比如通过降低歧视的量（包括社会异质性，种族相关性），法庭的非社会特征，提出激进的非社会特征化方式，提出证人和控辩双方不出庭质证和参与公开辩论，以及展望实现电子司法。显然，这些方法都是从社会学角度就法律本身进行的改良或改革。第三种方法，作者提出减少法律自身的司法权限和法律的应用即非法律化手段来达到司法公正。他认为要减少法律差异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削减法律。也就是他在书中所倡导的社会的非法律化，实现法律的最小化。社会秩序不可能波平浪静，成员间相互争斗，冲突总是存在，除了法律，人们该怎样处理纠纷和冲突，怎么实现公正，作者列出了五种方式：（1）自我帮助；（2）逃避；（3）协商；（4）第三方的调解；（5）忍让。显然，这与当今法治社会，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似乎要让历史重回到上古时期。为了自圆其说，作者引用两个例子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其假设的可能性：一是从当今人们过分沉湎法律的现状中，引出的“基蒂·吉诺维斯综合症”，提醒人们在过分依赖律师及司法部门的官员（如警察、法官等）的同时，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却在退化，甚至消灭殆尽。另引用日本人“面子”观在社会秩序，交易中所起的规范作用。认为这是一个当局有意识地寻求法律最小化的现实的成功案例。为此他提出有计划地减少法律的观点。他认为：“法律最为声名狼藉的一点在于，它赋予富贵者比贪贱者大得多的权利。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人们甚至难以想象，缺陷如此多的法律到底还将给那些富贵者以多少好处。总之在法律差别被特殊强调的地方，减少这种差别的方式就是减少法律本身。”

四、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