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制度设计，政法委案件协调会的目的是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但近年来冤案频频浮现，令人们对该机制进行深刻的反思。

　　不久前，又一宗“被协调的冤案”浮出水面。

　　1996年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缓的王本余，在服刑18年后，因为真凶落网，得以走出囚牢。像以往多宗冤案一样，据媒体报道，这宗冤案背后也闪现着政法委案件协调会的影子。尽管疑点重重，但当年包头市政法委为此案定调：“仍按强奸杀人罪起诉，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决。”

　　此案曝出后不久，为期6天的首届政法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培训班4月22日在北京开班，130余名来自全国政法领域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培训班。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在法律框架内妥善处理好政法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是对政法领导干部履职能力的重要考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越是复杂疑难问题，越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探寻解决之道，不能以牺牲法律的权威性为代价求得问题的一时解决。”

　　按照制度设计，政法委案件协调会的目的是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但是近年来冤案频频浮现，令人们对该机制进行深刻的反思。十八大后，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政法委改革的预期越来越强烈。政法委案件协调会机制在法治化趋势下何去何从？

　　案件协调的机制

　　1990年，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恢复政法委员会，但是要求政法委“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干预各部门的业务”。此时政法委的职能中并未明确包括协调具体案件。直到5年后，中央政法委发出《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政法委的职能从5项扩充为10项，增加了“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这一职能。

　　虽然从本质上讲，“讨论和研究”仍属于“调查研究”的范围，但此时各地政法委已经开始大量进行个案协调工作。上述“王本余案”正是该通知下发的次年由政法委协调定调的。

　　然而，1990年的通知中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有学者撰文指出，1995年文件下发后，当时就存在争论，大量协调个案是否有违此项原则。为此，1998年又出台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委政法委员会执法监督工作的意见》，将案件协调统一到执法监督的名义下。

　　此后，正式形成了有关案件协调机制的官方表述—“督促、推动大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和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2011年，中央政法委牵头，联合两高和中央五部委下发了《关于党委政法委员会对政法部门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规定》。《南风窗》记者从多地了解到，该文件下发后，一些地方政法委才正式成立“执法监督室”，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在此之前，众多县区级政法委并未设置该部门，而是由其他部门或相应领导兼管此项职能。

　　在2011年《规定》出台前后，各级政法委相继出台了相关细则，规范案件的监督和协调工作。例如湖南省政法委2009年下发了《党委政法委员会案件督办、协调工作制度》，规定由政法委的执法监督部门具体负责案件督办、协调工作。在该制度中有关政法委协调工作部分，罗列了政法委可以协调和不能协调的事项。《南风窗》记者查询其他地方的相关制度，也发现了类似规定。

　　查阅这些文件可以发现，尽管政法委协调职能的官方表述只针对“重大、疑难”案件，但多地政法委的相关规定都将上级机关和同级党委督办的案件，以及上级机关领导和同级党委、党委政法委领导批示的案件列入可以协调的范围，而只要求同级相关部门提请协调的案件符合“重大、疑难”的标准。这意味着理论上只要有领导批示，所有类型案件都可能成为政法委协调的对象。

　　2013年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据媒体报道，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曾表示：“领导们就不要对具体个案做出批示了，让各个司法机关放手去做就行了。”

　　一位曾参与过十多次政法委协调案的检察官告诉《南风窗》记者，很多经过政法委协调的案件都有领导批示。他认为：“不管业务的领导千万不要在案件上批示。”有时候领导收到公安呈报的案件简报，只是例行批示，以示嘉奖或者重视，但是公安方面会拿领导批示当作“尚方宝剑”，“所有人都认为定不了罪的案件，坚持要定罪的人就会拿着领导批示来说事”。

　　某直辖市一位法官告诉《南风窗》，他所了解的政法委个案协调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重要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涉黑案件和被害人家属闹访类案件。他了解的一件被定性为涉黑的案件经过政法委定调后，只能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来定罪，法院方面的存疑只能体现在减轻量刑上。承办该案的法官担心今后承担责任，将政法委协调会的会议纪要也归入了卷宗。

　　但《南风窗》记者了解到的多地政法委有关规定中都有这么一条：“党委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属于党内活动，形成的会议纪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在法律文书中引用，不归入案件卷宗。”

　　上述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些规律，进行协调的案件，“多数时候不是因为案子复杂，而是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有人下不了台”。直接找公检法领导参加的协调会俗称“大三长会议”，找经办人所在业务部门领导参加的则叫“小三长”会议，此外还有直接找经办人召开的协调会。他发现，“凡是跳过经办人开协调会，然后直接让你执行的，此类案子多数水极深，而且绝对见不了光”。

　　当然，有时候政法委也能“扛住”领导批示。一位在西部省城政法委工作的李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前几年该市爆发了一系列非法集资案，民众纷纷上访，要求严惩。领导批示给政法委，让研究能否以最高刑为死刑的集资诈骗罪罪名定罪。政法委召开协调会后，认为不构成此罪，而是构成另外一个不判死刑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领导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

　　进入公众视野的政法委协调会机制，大多只限于公检法之间的刑事个案，但在相关制度规定中，政法委不仅协调个案，也协调不同部门在执法中的政策矛盾，且协调的对象不限于公检法。具体实践中，政法委协调案件的形式和内容也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