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晨报》报道，两老汉粗心烧山142亩，法院终审判其缓刑，同时责令二人种树，将功补过。这个史无前例的判决是去年做出的，曾经引起过法律界的争议，但今年植树节前在法官“现场验收”下对这个判决的执行，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人，包括一些法律工作者，都是赞同这个判决的。

　　毕竟，把64岁和67岁的两个老汉关到监狱里，不如让他们种树为好。这个朴素的想法其实隐含着复杂的刑罚目的问题，因为从案情报道来看，两个老汉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说白了就是“无心之失”，而对“无心之失”的惩罚，实际上达不到威慑的效果，因为人的“无心之失”是不可能通过刑罚的威慑来杜绝和避免的。

　　人们不仅看到监禁刑不足以“改造”两个老汉，而且注意到令其种树的良好社会效果———这也是法院所看重的，所以才比较赞同这个“超法律”的判决。要说这个判决还有什么更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它反映了许多法官和公众不再一味迷信以监禁为主的刑罚，开始注意寻求和尝试社区矫正等替代手段。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恐怕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监狱的围墙里关的人越少越好。

　　不过，这个判决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

　　我国《刑法》确立了所有法治国家公认的“罪刑法定原则”，它的基本要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是法定的，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使社会危害性再重，也不能对其定罪处刑。要惩罚，修改刑法。

　　“刑”也是法定的，既不能突破法定的刑期，也不能突破法定的刑种。现有的刑种确实不够用，那该修改刑法。如果今天我们允许判两个老人种树，那明天就保不齐判什么人掏粪或者比监禁更无法忍受的某种苦役。法律制度被突破，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社会承受不起的代价。

　　事实上，我们可以直白地说，两个老汉是在监禁和种树之间选择“自愿”种树的。按说，刑罚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保障的，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种树那天两个老汉突然不想来了，我们的法官能不能把他们押解过来“强制执行”？不能。再假如两个老汉看护不力，有的树死去了，他们又拒绝补种，是否可以作为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条件？不能。如此看，判决本质上是缺乏执行力的。

　　这就不是法院该做的事情。

　　相信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法院的忠诚应该首先献给法律。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对法院有合理的期待，不能赋予法院太多与法律无关的使命，社会效果虽不能不考虑，但首先要考虑维护法治；二是法院不能随意突破法律，让人们觉得善举比法律更重要，从而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忠诚。法律如果被善举突破，也意味着自毁法律长城，恶举就会随之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