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国宾馆，昔为帝王游憩行宫……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宾馆专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知名人士，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这是一段摘自钓鱼台官方网站的介绍。从所有制或者所谓终极所有权的角度解释，钓鱼台属于“全民所有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13亿中国人人人都可以进入钓鱼台并留下“到此一游”的墨宝或篆刻——四周高高的围墙和门前威风凛凛的哨兵，比官方网站上的介绍更能直观地诠释着这段简介背后的蕴涵。

    当然，对一些重要场所进行必要的隔离或者警卫是可以理解的，就如同普通的民宅也需有个门禁。不过，在传统乡土社会中，门禁通常是篱笆和狗。狗虽通人性，但并不懂人际之间的交往规则，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法律，因此，除非与狗主人熟悉，否则，别说衙门的人来送传票，哪怕是好心人来送鸡毛信，也可能被狗追咬。乡民之所以用狗来看家，一是条件限制，二是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狗通常是不会咬熟人的，而一个不请自至的陌生人，可能会被狗视为有歹意的人。而城邑恰恰是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的社会既需要往来，更需要防范，因此，自古就有城墙、哨岗和一些约定俗成或法定的交往规则。围墙与篱笆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安全性能上，更体现在其背后的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寓意上。不过，从法律上说，门禁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体现主人的尊严，更不是为了对抗国家执法而设立，除非居住在里面的人是犯罪分子。就此而言，没有哪个法治国家的门禁是可以对抗法院执法的，不管门墙后的主人是谁。

    举个30多年前的例子吧，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曾仅带着一名随从就去警卫森严的白宫，向当时的三军统帅尼克松总统发传票，要求其交出可能作为犯罪物证的录音带。当时，白宫的警卫看到法院签发的传票，不敢阻拦，更不用说敢将传票扔到窗外了。卫兵只是礼貌性地要求暂时代为保管考克斯随从法警的枪支。尼克松接到传票后，向法院交出了部分“洁本”录音带，另外一些则以“国家安全”“总统豁免权”等为由拒绝交出，并针对地方法院要求其继续交出录音带的裁定提出上诉。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尼克松的上诉，要求其继续交出录音带，并且说明“总统的豁免权不可以压倒刑事司法的既定程序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在这样的裁决面前，拒绝交出将意味着强制执行，但尼克松更清楚交出录音带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本能性地还想抗拒。他当然是有抗拒的本钱的，军人出身的白宫幕僚长黑格将军就向总统进言，立即调遣82空降师围住白宫保卫总统。然而，脑子还没有一同发热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数小时后，尼克松律师克莱尔就宣读总统声明：“我尊重并接受法院的裁决”。基辛格说的这句话是“美国是法治国家，坐在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的”。

    也许扯远了，这毕竟是太平洋彼岸30多年前的旧事。那就说说咱们中国自己近期的事吧。2008年5月6日，中国台湾台北地检署兵分六路，分别搜查了“国安会秘书长”、“国防部次长”、“外交部部长”的住宅，并且还搜查了这些首脑供职的有重兵把守的“国安会”、“国防部”、“外交部”等办公场所。“国安会”、“国防部”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的吗？为什么值班的卫兵不将检调人员阻拦在外呢？因为卫兵们很清楚，这些检调人员都是在依法办事；因为卫兵们更清楚，他们不是谁家的奴才，更不是看门狗，他们具有主体意志和独立人格，是社会学和法学意义上的“人”！

    人就要遵守法律！如果把主子的旨意奉为圭臬，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则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作贱自己，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也不管其穿什么样的制服！

    美国也好，台湾地区也罢，都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一切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都是资产阶级法权，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虚伪的”，而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律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更先进、更优越”。这些道理就连小学生和初中生都知道。遗憾的是，不知是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容易得健忘症，还是中小学老师没有传授好应然性与实然性知识，抑或是我们社会做“人”的成本太高或者是做“人”的门槛太低——怅寥廓中原，视法律为草纸而惟命是从者俯仰皆是！所以，别说是钓鱼台，就是一个有保安值守的普通厂房，如果没有“领导指示”，拿着执行通知书的法警也难以入内。因此，当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的法官拿着完整的执法手续来到钓鱼台，哨兵将其喝叱到警戒线外，并将法院留置送达通知书扔出窗口，也就不足为奇了。奇的是，东城法院居然敢“太岁头上动土”，对钓鱼台开出10万元的罚单，因此，很多人撰文连声叫好，认为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我也想叫好，但又怕叫得太早。

    其一，处罚对象是否适格。据报道所称，这次被东城区法院处以10万元罚款的是“钓鱼台国宾馆”。而我们知道，阻止法官强制执行的是钓鱼台国宾馆门前的哨兵，这些哨兵如果是宾馆雇佣而来的，当然可以按照雇主责任的方式来处理。倘若这些卫兵是另外一个部门派来的，是一种垂直领导关系，不归国宾馆直接管理，那么，东城法院的处罚对象就值得斟酌。从法律上说，“宾馆”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主体概念。东城区法院究竟处罚的是钓鱼台餐饮“公司”，还是钓鱼台宾馆“管理局”，抑或是其他什么责任单位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因此，还不能盲目叫好。

    其二，处罚措施是否妥当。如若报道所言，钓鱼台门卫“四次阻止法官和法警入内执行公务”；“拽住法警的胳膊往外拉”；用扩音器威吓“都退到警戒线外”；将留置送达通知书“扔出窗口”…… 面对这么恶劣的抗法情形，10万元的罚款是否处罚太轻了？相关人员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妨碍公务罪，而不仅仅是普通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即使不构成犯罪，是否可以援用《民事诉讼法》第103条第2款之定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司法拘留？如果这种情况还不构成拘留的条件，那么，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司法拘留，法院自由裁量权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应当拘留而不予拘留，法院又是否具有豁免权力？司法拘留制度又是为谁而设置的？

    其三，处罚能否得到落实。人民法院依法处罚其他国家机关，并非没有先例，但最后难免总是有头无尾，不了了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试看一则案例：甘肃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向张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明某一企业工商登记情况时，该局依内部规定，以法院未交查询费为由，拒绝履行协助义务，阻碍人民法院依法调查取证。张掖中院依法对市工商局作出罚款两万元的决定。市工商局不服，向甘肃省高院提出复议申请。省高院接到复议申请后，既不调查事实是否清楚，也不考虑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而是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同样不“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批复，而是“征求”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经国务院法制办公与国家工商总局协商，相关单位修改了《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明确了“公、检、法、纪检监察、国家安全机关查询档案资料不交费”。其后，最高院作出批复：“我们认为，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对张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罚款两万元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鉴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经于2000年4月29日，修改了《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的有关规定，故建议你院撤销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9）张中法执罚字第01号罚款决定书，并及时与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做好协调工作”。

    再次拜读这个批复，不禁想起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两个帮派结下了梁子，准备火拼，而且架势摆得惊天动地，最后，一个人皆共仰的江湖大哥隆重登场，将一场即发的械斗危机化解为无形，最后，双方把盏言欢，颇有一种“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不识自家人”惺惺相惜之感。

    东城法院10万元的罚单是开出去了，但最后究竟是按照既定的法律程序公开执行，还是按照绵延千年的江湖规则悄然消弥，不仅关乎法律之尊严，更是法治或人治之试金石。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阅《钓鱼台国宾馆被罚10万元》，载2008年7月19日《北京青年报》；《钓鱼台国宾馆被罚调查：4次阻止法官入内执行公务》，载2008年7月20日《京华时报》。

 

关于这个批复的内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29日，法函［2000］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