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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的《新京报》刊登了一幅题为《小鸡过马路交警忙疏导》的照片，画面上一个警察正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两只小鸡走过马路。原来是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小鸡，突然出现在北京木樨地立交桥下。交警赶到现场，将小鸡护送到安全地带，随后城管部门来人，将小鸡安全转移。
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想到了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题目：民法保护动物，是不是一定要赋予动物人格权？
目前，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民法要加强对动物的保护，就要对动物赋予人格权，法律应当规定，动物不仅享有生存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还应当享有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也就是享有一般人格权。持这种主张的学者认为，不如此，不足以保护动物，不足以阻止人类对动物的不善行为。
我对这样的理论主张持有异议。毫无疑问，动物应当受到很好的保护，保护动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但是，以赋予动物人格权的方法来对动物进行法律保护，我还是要提出几个疑问。
疑问之一，在民法的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人，二是物，人作为世界的主宰，支配其他的任何物，而物则只能被人所支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形式的民法存在形式。动物的本质属于物，而不是人，因此，赋予动物人格权，是不是混淆了民事主体与客体的根本区别，违背民法的基本规则呢？
疑问之二，且不论赋予动物人格权在理论上是否与民法的基本规则相悖，单就动物如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就存在极大的问题。学者提出，动物自己虽然不能行使权利，但是可以为动物设置监护人或者代理人，为其补充民事权利能力的不足。即便如此，动物又如何依照法律履行义务呢？
疑问之三，如果赋予了动物人格权，让动物享有了生命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那么又将如何解决人类对动物食品和用品的需求呢？
不用再提更多的疑问，仅这三个疑问就足以证明，“动物法律人格论”不具有可行性，赋予动物人格权的主张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实际操作的价值和实现的可能。
动物的保护，是当前民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认为，应当在现行民法理论的框架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且也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我主张，在民法权利客体——“物”的制度中，建立“物格”制度，就像人有人格一样，物也有物格，法律规定物分为不同的格，根据物的不同物格来确定其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确定人对其不同的支配力，确定不同的法律保护方法。在这个物格的制度之上，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居于最高的物格地位，人对其的支配力受到必要的、适当的限制，由此确定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方法。
突然提出物有不同的物格的设想，似乎很荒唐。其实，人的人格原本也是有格的。例如在罗马法中，人的人格就有不同的格，而且还存在人格的减等制度，人丧失自由权为人格大减等，丧失市民权为人格中减等，丧失家族权为人格小减等。就是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确定的人格减等制度，但也存在君臣的不同人格和主仆的不同人格。只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才在世界范围内废除了人格不平等的制度，实现了在人格上的人人平等。
因此，建立物格制度，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建立物格制度，我的意见是将所有的民法上的物，分为三个格：人体器官、组织，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植物尤其是珍稀植物，为第一格；抽象的物，例如网络空间和货币、有价证券等，为第二格；其他一般物为第三格。这样，明确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居于最高的法律物格地位，受到最好的保护，规定尊重它们的存在，善待它们的生活，不得虐待和残害它们。对于为人类提供服务的动物，也要尊重它们，善待它们，不能让它们受到残忍的对待。
民法建立一个这样的法律物格制度，大概就会很好地保护动物，而不是采用赋予它们人格和人格权的方法，以至于混淆了人和物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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