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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讲堂
对抗制深究[下]
陈卫东 虞平 陈瑞华 张建伟
上传时间:200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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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东教授:非常感谢陈瑞华教授刚才精彩的发言,对对抗制的补充,特别是对抗制在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和今后引入对抗制所要注意的问题,当然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关系,它跟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有关系,下面就请清华大学的张建伟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张建伟副教授:谢谢,在来之前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对抗制到底是什么,我该怎样阐述对抗制。我后来就想,如果在论坛中大家来赞美这个对抗制,那么我就谈点它不好的地方。如果大家对对抗制提出很多批评,那我就要为它提出点辩护,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学术增强对抗性,是跟变形虫一样的学术,而是说这个制度本事就是有好有坏,有利有弊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制度,一方面也可以从不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制度。而今天听了前两位教授的发言,虞平教授的发言比较客观理性,瑞华教授的讲座一向比较激情,抨击时弊,总的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是有几个地方我还是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比方说对抗制在中国的引入是失败的,我觉得这有个大前提是需要斟酌的。就是我们国家是否引入了对抗制,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要引入对抗因素,其实立法者并不是要全盘移植对抗制诉讼。如果看中国的对抗制的问题,中国的对抗制诉讼是否失败。我觉得还要有一个观察点就是,用什么来对照?如果用英美的对抗制来对照的话,中国现在的对抗制确实是一无是处,如果是用中国过去我们称之为是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来对照的话,那么是进步了一点呢,还是比那个时候还退步了呢?这是一个基本观察点的问题。这就像看半杯水。乐观的人往往会看有水的一半,而悲观的人往往会看空的一半,我们实际不一定要那么悲观。另外我们应看到,中国现在的对抗制的引入,如果可以说它是引入,它现在究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还是一个完成的过程呢?我觉得这是个思路的问题。另外我还认为,在政治的大的变革之后,对抗制再一些国家和地区会大大增强,这个观点总的我比较赞同,具体的细节我还是有点保留。比方说日本,要知道日本的占领国是美国,如果不是美国,是德国法国,也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而且日本的特点是哪个国家最强它学哪个国家,他过去学的就是中国,后来学法国,普法战争后又学德国,二战后有学美国,这点应该注意的。想比较而言,德国就不一样了,德国仍然延续职权主义道路,一直到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主框架未变。另外俄罗斯,苏联解体后,实施陪审团制,但要注意,它实际是恢复沙俄时期的陪审团制,这就向它的国旗恢复了沙俄的三色旗一样,还有一个,法国在大革命后也实施了英国的陪审团制度,但是法国的陪审团制度最后确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是要注意、斟酌的。另外,关于法官打瞌睡的事件,其实有比这个还严重的是有一次一个照片是从法官背后拍下的,其中前面的书记员,一名烫发的中年妇女,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好象在打字,但丛法官的方向来看竟然是在打扑克牌。刚才瑞华教授开出的药方是引入对抗制,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对抗制的问题,职权制也是可以作药方的。好了,那么下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观点,对抗制诉讼,我感觉有点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谈起的感觉,一位英国的法学家曾说过诉讼发达的理由如下,一,诉讼的理由,二,充分的钞票,三,以为诚实而老练的代理人,四,有利的证据,五,一位能言善变的律师,六,以为秉公的法官,七,一个能明察秋毫的陪审团,八,好运气。这八个因素构成了对抗制诉讼的外在特征,如果想了解对抗制诉讼,我们还应该去了解它的内在特征。不能满足这些表面的描述,还应深入它的精神层面,去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对抗制的本质特征是在诉讼中执行法律规范下的对抗,是双方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在英美国家是值得鼓励的。人们认为,这种竞争是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这种竞争的实质是英美国家的个人主义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现在英美的法律制度是中国的法律人热切希望借鉴的制度,但是大家要注意,借鉴一定要对它的利弊有深入的了并且应当特别注意中国的法律文化和外来的法律文化是否兼容的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中国的法律人不一定是否乐听,说是谈到本土问题就是保守派的观点,但是西方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他是正确的,他不可能太激进,如果他是错误的他不可能太保守,如果中国要引入英美的司法对抗制度就必须要考虑对抗制度在中国的成败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要如何完善,引入他国的制度如何避免走很多的弯路,如何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如果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可能会导致实质的失败,所谓实质的失败,就是把改革的勃勃雄心化作一声叹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谈对抗制心情有些复杂,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是朝阳大学,和华北大学,是由二者合并而成的。而朝阳大学特点是崇尚大陆法的,而与上海的东吴大学成为中国私立法学的双璧,东吴大学是崇尚英美法的。所以在由朝阳大学转型而来的中国人民大学赞美英美法,我的心情是比较复杂,庞德教授在1946年7月分来中国,担任中国的法律顾问,当时的中央日报在热情欢迎庞德教授来中国的报道中说,中国政府聘来了庞德教授是中国法律界的光荣,我们不但感觉光荣,我们有必要听取庞德教授的意见,作为我们改造中国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指针。但是庞德教授在中国的讲演却说,中国走罗马法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中国抛弃这一块改踩英美法将是绝大的错误。那庞德教授说,我是对大陆法是有深入研究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条件和英美国家相同,那么我在支持他们采用对抗制诉讼的过程中是不后于任何认的,但是没有这样的背景,没有那么多技术高超的法官检察官,中国采用这样的制度将是绝大的错误。当然,如今过了60年,这个观点现在是否正确也很难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正在热播的东京审判,其中主要塑造的形象就是梅汝敖,他在东京审判中过多注重实质规则,而不注重对抗制的影响是大有微词的,本来在审判宪章中说的是不注重实质审判,而注重发现真相,可是由于法官中有很多英美法国家的法官,而且被告不但聘请日本律师,还都聘请了美国律师,而美国律师后来在审判中成了主导,所以整个法庭审判就转向了对抗制诉讼,这是梅汝敖不愿看到的,梅汝敖是有英美法背景的,是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因此他对对抗制的缺陷是有了解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要冷静。我不是反对对抗制,我只是提出一个多角度的思路供大家探讨。中国的对抗制的好处是一目了然,它在程序公正上是显然优于职权制度的,而且它的审判有悬念,最后裁判要取决于陪审团最终宣布。这是它吸引的地方,但是德国法国的审判没有什么悬念,所以这是我们在看待两个诉讼的过程中直观上更喜欢英美法的一个原因,但是要想全面移植对抗制就必须要考虑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非对抗制的文化,无论政治法律社会文化都体现了非对抗性,比方说非讼环节明显是非对抗性的。虽然中国也讲究天人和谐,君臣和谐,但是这种和谐都是至上而下的和谐,我们现在有个口号和谐社会,表面看是一个新的主张,实际也是非常传统的东西。在和谐之中搞对抗似乎有点矛盾,实际上刚才所讲的和解问题,像这种辩诉交易制度,这本身就是反对抗的。所以在非对抗的诉讼文化中建立一种对抗的制度,要考虑它会不会走行。还有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感染性。他国思潮很难移植,所以在民国时期,西方就有一些话题在中国就是中国是所有国家的例外,而围城中也写到中国的伟大是外国的好东西进来一件毁一件。中国是很难欣然接受外来者的传入的,这个特点要注意。就是对抗制要想引入就必须要注意要让它在中国生根发芽。能够落实,所以我强调引入领域外文化是需要有勇气有自信的。就需要打开国人封闭的心灵,要勇于吐故纳新。要以他国文化营养来滋润我们的心灵,现在中国很多司法现象恰恰表明了中国司法的无感染性。当然这个问题说得太多就有可能保守,边缘化。现在台湾在搞改良式的当事人主义,台湾现在的特点是英美法的学者占上风,一些留德的教授已经边缘化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美国化,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好象是全世界的邻居,一些国家缺什么少什么都到美国去拿,制度中的问题都到美国去找。所以中国现在取英美的走向这是一个根本的特征。关于对抗制诉讼有几点我认为我们是要学习的,首先,我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没有这个基础,中国的诉讼必然是集权主义的,是压制诉讼的。所以首先要引入的是那种精神,要尊重个人自由,如果不尊重对抗制就是一句空话。对抗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竞赛,这种精神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有人说英国政治家的风度是在球场上培养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培养公平竟争的精神,不但自己要获胜也要尊重对方获胜的愿望。这种公平竞赛的精神一定要有后备的人才,而这种人才是要从社会来做起的,所以要培养一种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连民法精神都没有确立起来,公平等价诚实信用,中国的诚信缺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民法精神没有确立起来,公平竞赛的的精神就不会存在,雷峰精神就更不用提了。第二,就是我们要学习它双方势力均衡的特点,我们现在有一种误解就是德国法国的诉讼制度是疑团漆黑,是一团糟的,其实他的制度是1945年以后经过改革改造的制度,它的公正性和1945年以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其实他们也讲究诉讼均衡。关于诉讼均衡,在我们国家,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律师辩护的问题,恰恰没有体现这种均衡,我们国家谈法官检察官的独立,可是谈到律师的独立,只是谈要独立于当事人,其实关于律师独立还应该独立国家独立政府,不能律师在对一些敏感案件辩护时,当局找去他谈话,对他的辩护进行种种限制。这样就破坏了诉讼中的真正的对抗。诉讼对抗还有一点就是诉讼要实质化,不能表演性诉讼,不能是审判秀,不能只是作作样子,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的问题。有时甚至形式都不愿走了,就普通程序简易化了,所以我认为,在实质的审判下实现诉讼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就是要学习它的对抗制诉讼的技术,就是其中的某些诉讼规则,某些证据规则,这是我们要向英美国家学的。那恰恰是英美国家之长,我们国家之短,以英美对抗制为师的话,恰恰可以提高我们国家的司法水平。那么杨照容教授曾经讲过,英美国家和大陆法国家的最大区别就是它的司法技术。另外,在学习西方的制度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就是避免形式主义的谬误,关于英美国家司法制度的缺点,我想再重申一下,就是,第一点,真实性,美国在真实性方面不是很看重,松尾浩也教授曾讲过美国的诉讼制度与日本不同,就是美国的司法制度不注重真实性,而日本的诉讼方式是比较看中真实的,中国好象也是这样。另外,美国式的诉讼往往有可能脚下一滑成为一种游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英国93年以来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在《所有人的正义》这本书里,这本书的思想就是通过司法改革告诉所有被告人就是诉讼不是一场游戏,它强调对被害人证人的保护就在扭转对抗制诉讼的缺点。还有就是诉讼效率的低下导致辩诉交易的盛行。关于辩诉交易现在中国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我是不太赞同的。另外就是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的就是美国一些法官检察官律师在中国海淀区法院旁听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们的普通程序相当于我们的简易程序,而这是没有引起国内学者专家的重视的。这就是形式主义谬误的典型例子,关于这个问题,美籍华人林语升先生曾作过阐释。所以,从整体上我是赞同引入对抗制诉讼的好的东西,但是我也想提醒的是,司法改革不能搞拆墙毁院的方法,也能采用狼奔豕突的改革,是作茧自缚的改革,就像当年亚历山大大帝说的那样由于治疗我的医生太多我已濒临死亡。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陈卫东教授:谢谢建伟教授的精彩发言,建伟教授对对抗制作了客观的两方面的分析,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是可取的,但是更多的还是对我们国家走这样的一条路或是这样一种机制,应当学习的东西是什么,注意的问题是什么讲的非常丰富。那么我们的主题发言就到这里,不知几位教授还有没有补充的?

陈瑞华教授:我再说两句吧,对于刚才我的观点可能阐述的不太清楚,有些地方可能大家有误解,再补充一下,首先是政治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们不可能拿出所以例子来证明,只要政治体制一改革就导致陪审制对抗制的引入,我当时是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种现象,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在司法制度上总要有所反映,标志就是陪审制和对抗制。至于是不是在所有国家都有效,我当时也没有下这样的结论。还有一点,我一直都是在描述,我并不是说要主张对抗制,我是始终站在观察的角度看中国对抗制的引入所带来的问题,中国将来如果要引入对抗制,有几个问题绕不开。这不是一种主张,比方说,我说要有一个有效的裁判机制,审判集中原则本身就是德国的一个制度,它是直接言辞原则的派生物,这是一个常识问题,美国的对抗制实行陪审团制也是这样,审完后陪审团就不能回家了,要立刻做出裁决。我谈的有个思路,就是中国今天引入对抗制,它连英美和大陆的一些基本特征都不具备,证人出庭问题,法庭审判不流于形式,这些问题英美和大陆都要做到。另外我还是要强掉注重实践,到中国实践中去看第一手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主观上的结论,反对对抗制也好,赞同对抗制也好,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看我们国家的制度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用什么药方。建伟教授的发言中我觉得他好像感觉德国的制度好像比对抗制要好一些,事实上德国有很多制度中国是学也学不来的。第一,德国的固定审判厅,德国庭长下有两个法官,这是固定的审判厅,三个人对一个案件进行统一的受理和裁判,而中国的合议制之所以名存实亡就是因为一个法官负责任。这点是学不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引入审判长制度结果这些年基本名存实亡。德国的言辞制度能学么?能学,但学得不像。我记得卫东教授在他的模范刑诉法典的稿子里,他在论证证人出庭的时候,既论证了传闻规则也论证了直接言辞原则,我觉得有时候批评的对象有时候可能都边了,今天实际上没有人坚决主张对抗制,这个前提不存在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对抗制引入中国,部分引入中国吧,已经产生了问题,出现了水土不适应的问题。那么这些呢就是我的一些补充吧。

陈卫东教授:好的,谢谢,瑞华教授。那么关于对抗制呢,我最后还要说几句,研究对抗制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向何处去,不管是否叫这个词,他的一些制度,一些规则,他所强调的一些理念,是不可回避的,我们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所确立的这样一个制度,当时立法我是参加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把它提出叫做对抗制,在当时是反对那个时期被大家称为纠问制的,我们管它叫做控辩制,而不是由法官一个人来主导,控审合一的这样一种制度,而强调控和审的分离,强调辩方独立应有的一种地位,当时是从这个角度设定的,所以我们没有去研究英美一些国家他们的对抗制应有的一些制度和配套的制度,而实际上我们走的这个方向就是朝着对抗制这个方向走的,这是不容忽视的。比方说强调法官的中立,强调控辩双方的主动性,废除法官的庭外调查,这样的路走道现在才发现,别人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学到,我们好多好的东西都丢失了。比方说法官过去庭前阅卷,虽然有他的弊端,可是也有好处,法官对案件很了解,律师对案卷也非常了解,在法庭上可以有的放矢。现在,就像瑞华教授刚才提到的,我还有个更极端的例子,在珠海,控方突然拿出一个证据目录以外的证据,律师说我要研究这个证据,要求休庭,法官一敲锤,休庭。一次,两次,到第四次了,公诉人急了说:“审判长,能这么休庭么?”审判长说:“不休庭怎么办?这是新的证据啊。”公诉人说:“这样休庭我抗议,这不是休庭规定的情形。”审判长把锤一敲,“我就休庭。”这就很极端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改。走向完全的对抗制,恐怕像各位教授谈到的那样,我们没有这个土壤,没有这个背景。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国情下,我们借鉴对抗制,研究对抗制,走一条中间的道路,恐怕是我们要研究的。当然我们研究后发现对抗制确实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它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关于缺点我还有一点,就是对抗制的结局,就是双方博弈的结局,往往不是事实本身,它更高的依赖于一种诉讼的技巧,依赖于是否是高水平的律师,为什么英美国家有些人会被判决无罪,原因就在于此。而且向虞平教授所讲,有时依赖于财富,有钱人能够请到大律师,没钱怎么办?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对抗制是最不公平的。刚才说我们北京的刑事辩护25%,那么那75%怎么办?这是北京啊,再去不发达地区看看那里的老百姓,根本没有钱,我们给他提供一个案子,一百美圆,八百块钱,普通一下给你跪下,那真是觉得非常难受。他们没有律师,跟谁对抗,所以说,在中国,这个问题不解决,跟谁对抗,怎么对抗?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研讨非常有意义,时间不多,但有一个程序必须走,就是提问。

学生:我想问虞平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对抗制从它最早的产生,基本的动机就是寻找真相,希望通过双方的对抗去寻找真相。但是对抗制走到现在由于它的技巧性太强了是不是已经背离它的这个初衷,不知在英美法系,人们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虞平研究员:首先我想说对抗制不是一个设计的过程,他是一个应变的产物,是对现实的应变,所以不能说它当初的设计就是为了发现真相,只是现在的人们认为它起到了发现真相的作用,当然这个问题现在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比方说像刚刚提到的郎芬教授。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也不只是对抗制的问题,而是整个诉讼的问题。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现在来发现过去的事情,而过去发生的是事实又不是一个可以观察清楚的事实,这个事实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混乱的事实,发生的时候即使你在场也很难观察仔细,怎样去发现这个事实,用对抗制是否好呢?本身这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我并不是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想用一分钟的时间说另外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法律移植所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所有国家都发生过的问题,那么学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的问题,中国的学者当然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过去害怕商标,害怕被贴上保守派的商标,现在又怕被贴上崇洋媚外的标签,社会的人有这种思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学者是什么?学者是社会给了你很多钱,很多自由的时间,让你专门来思考问题的人,如果你很怕商标的话那实际上是辜负了社会的期望。我就事论事,我不太赞同说我们使用过多的标签。刚才我提到的本土资源问题,如果把它上升到纯理论的问题来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我们不要忘了学者还有一个社会的责任,他在看一个文化移植也好,法律制度建立移植也好,法律制度选择也好,他还赋有一个社会的责任。我们要看中国的社会本土,那么这个社会本土是什么东西。如果简单的笼统的说,我们本土的资源很丰富,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法学家曾说过一句话,原则问题不解决实际问题。要看现在需要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再来看你的本土资源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而且是你希望解决的问题。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从整个学术领域来讲,最纯粹的领域,最让人激动的领域是人类学,它把所有的文化都当成一个问题来研究。它老是批评人家,你不要拿你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文化,它甚至认为非洲一些丛林文化是多么完美。它认为他可以客观的去研究问题,它很喜欢多样性,很喜欢发现审美性。不要忘记,我们和人类学家还不一样,我们是社会学家,我们有一定社会责任。我不赞成一些非常主观的完全意见性的东西,就像刚才瑞华教授提到的,但是我同样觉得社会学家要有他的责任,而且一定有他认可的观点,也不要太忌讳我认可某种价值观,比方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知各位有何看法,我觉得他能发挥人的个性,能够使人生活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中。我个人持这种观点,我也不隐晦这个观点。所以在法律文化移植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为学者作为对社会有责任的人,我们有时候更应该勇于承担责任,而不要太忌惮谁给你一个保守派,崇洋媚外派,我怕什么,我就是我的观点的持有者。有一位联大的教授,就曾经说,你们不要批评我是一个激进的左派,我就是激进的左派,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的。要批评我可以用你的观点论证来批评我,而不要用一个标签来批评我。这就是我的一些有感而发吧,谢谢。

学生:我想问一下陈瑞华教授就是关于我们国家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问题,西方的陪审员往往都是临时随机选取的,而我们的陪审员往往都是通过招募而固定的一些人员,此外呢,国家还对他们进行法律的培训,那么我就想问一下,陪审员究竟是懂法律好还是不懂法律好?再一个就是我们的陪审团制度是不是要有一种倾向向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去转化呢?

陈瑞华教授: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我本身就是陪审员,北京二中院的参加过两个案子的陪审。我的体会他们对陪审员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就是不让你裁判。两个案件,有一个案子,是经济合同案子,我去了两趟,因为回去后对方提出反诉这个案子就审下去了。我就走了,过了一个月后又开了第二次庭,审了一个上午,九点开庭到十一点办结束。那天我把合同法规什么都准备好了,因为这是我的弱项,我就单等着评议吧,结果审判长告诉我,陈教授你回去吧,我们择期宣判。这样一直过了半年,我给二中院的书记员小唐,原先是西南政法的是硕士,我就问他这个案子判了没有,他说判了,我说,签了我的名字没有?他说签了。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说:“给你打电话没有打通就替你签了。”其实,通过不通过你都无所谓,反正审判委员会讨论过了。好下面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三句话。第一,人民陪审员基本功能帮助法院解决办案人员人数不够的问题。他维持陪议制形式,三个法官都在那里陪一上午,那两个不是承办人这是在浪费时间,两个陪审员过来,反正是免费的,就给路费。这是一个。第二,陪审员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跟我刚才说的审完不立刻判有很大的关系,不立刻评议,一离开以后,法庭的整个印象全忘了。有些根本就不通知陪审员。我还好点,我们北大有一个教授,一共去了两趟,第三趟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过来一下。”过来干吗?就是过来签个字,结果早就出来了。我还至少不让我跑一趟。第三,就是定罪和量刑,事实和法律都由陪审员来做裁判,对于一个不动法律的人来说,基本是被法官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现在的陪审员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街道的干部,尤其是保卫部门的,他们有时间,另一种是专家陪审员。其实专家陪审员往往使处于鉴定人角色,这实际上作为证人九可以做了。我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陪审员制度,他是想加强,我看现在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而目前的加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将陪审员进行培训。第二,将人数达到本院法官的一半,第三,让陪审员有机会和审判长一起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应该说这三个在中国目前是积极的三个方面。但是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只要存在现在的向院厅长汇报的制度,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制度,陪审员的存在就没有意义。第二,中国的陪审员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参加案件的评议,所以很多案件的判决是两份,一份是审理报告,是留卷的,而判决书是只保留了能向公众公开的一部分,这部分陪审员可能会施加一些影响,但对于审理报告,这绝对是承办人专属权利。一个案件审完,承办法官就要写审理报告,连另外两个法官都不允许,更不用说陪审员了。所以中国现在这样一种高度的封闭的,不透明的,行政化个司法运作体制,意味着法庭审判都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更不用说人民陪审员了。所以我刚才的观点,对抗制的是否引入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法庭审判已经流于形式了,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发挥在法庭上,现在法庭的作用都流于形式了,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又有多少呢?

学生:我想请问一下虞平教授,就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690年正式确立对抗制,那么,对抗制的建立与民主制度是否有关系?

虞平研究员:这是有关系的,准确的说是从1690以后到1770左右这一百不到的时间内,正式确立了起来。早期的一些制度,像司法决斗啊,也有对抗的因素,但是,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对抗,我们现在所讲的对抗基本都是这一百年间形成的。这点,郎芬教授依据他在一个法院中发现的那些第一手资料,在他著作中已经阐述了,这些刚才我已经说了。光荣革命后,法官在审判叛国罪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便逐渐的引入辩护人制度,这是在实践中确立的,所以这也是我强调的,就是对抗制实际是队深层问题的反映,而慢慢形成的制度。这于政治环境和当时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讲这个目的实际也是和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抛开所有的标签不谈,就看我们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其他国家为什么要引入对抗制,中国现在有没有必要,要引入的是哪一部分。当然再细分不同国家对对抗制的要求,定义也不太一样。至于宗教对它的影响我没有作以研究。

陈卫东教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实际上我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似乎还有很多问题有探讨的必要,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了。在我们的论坛即将结束的时候,非常感谢在百忙中,来参加我们论坛的三位教授,我提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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