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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
我代表第一组主持人，就第一小组昨天与今天的讨论情况，做一个汇报发言。
在两天的讨论中，第一组的主题是总则、所有权及占有。
代表们在小组讨论中，涉及问题最多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物权立法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代表们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孙宪忠教授在主题发言时，提到了16个方面的问题。这16个问题主要涉及构建物权法体系、所有权的分类及行使，特别是他在所有权确认与保护中，提到对农民利益的保护问题。物权法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我们组代表讨论中，话题和热点最多的一个问题。
代表们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目前可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家福老师在发言里提到了，目前农村的村干部，实际上代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时候，对农民的利益造成了一些损害。二是昨天和今天代表们讨论中，大家的话题最多的，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昨天韩松教授的发言，比较细，强调了农村集体所有权究竟怎么界定。它的性质问题，以及能不能象郭明瑞教授所说的，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实际上，刚才第一组讨论时，大家发言最热烈的，就是登记对抗主义在农村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即如何通过立法加以确定，然后在农村如何具体实行。三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涉及国家公权力对农村土地、集体土地的支配力范围。农村土地、集体土地在征用前，公权力究竟该限定在什么范围？在征用的时候，如何进行补偿才比较恰当？
下一个主题是自由发言中，代表们所有权分类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刘凯湘教授认为，我国物权立法中，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物权请求权的设定，以及有关学术问题提出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
第二，我们小组今天的讨论中，于海涌教授特别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今天上午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他个人认为，应该在物权立法过程中，解决“绝对物权行为”的问题。他的观点是，强调物权行为分为相对行为和绝对行为，然后，在绝对和相对的概念之下，架构了自己的绝对物权行为理论体系。他通过逻辑的推演，对于自己的观念，进行了论证和证明。于教授的这种观点，在一组会场引起激烈的讨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个人也受益匪浅。对于海涌教授观点的评价，我个人可以从三点来总结：首先，这种争论是很正常的。因为搞学术，都是要倡导一种学术精神，倡导一种探索与开拓的勇气。第二，绝对物权行为理论，是对萨维尼传统物权行为理论的批评以及批判，然后，提出一种新见解。那么，这种新见解是否能够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论证与完善。或者，它能够成为一种站得住脚的观点，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入论证。第三，我觉得于海涌教授观点的提出，至少能够证明一点，就是物权法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借鉴西方的东西比较多；而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还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对于海涌教授的观点进行批判或者进行评价，按照于教授自己的说法，他等待着各方同仁的敲打。我觉得，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任何人，面对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首先要进行思考、评价，然后，才能进行必要的回应。
第三，在今天一组讨论过程中，还有一个观点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与讨论，是两天讨论中最亮的亮点之一，就是郭明瑞教授提到，在我国物权立法时，物权变动应该采用登记对抗主义。登记对抗主义问题，刚才也在会场讨论中，引起了争议。
目前，至少在立法层面上，强调的是登记生效主义。那么，登记对抗主义可能和目前的生效主义的实际做法，是不相吻合的。这个问题的讨论重点，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抗主义究竟应该适用于全部物权变动，还是仅仅限于物权变动的某些方面？刚才讨论时，我仔细地听取了代表的发言，一种观点认为，郭明瑞教授的观点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刚才，陈华彬教授也提到这样一个观点。
另一种观点认为，支持郭教授的看法和主张。就是说，可能至少在农村，在广大农村存在着象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他相关的物权，它的登记至少在目前运作起来，可能就非常麻烦。郭教授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它现在存在着一种事实状态，或者叫做事实物权。对于这种物权，是否就通过物权立法确定之后呢，要求必须回过来，对这种事实状态都要经过法律程序一一的法定化？这样做，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目前的这样一种现实。
事实上，我们也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观点，我个人的看法，至少可以按照本土化的观点、按照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在城市推行法定登记生效要件主义呢，可能还比较可行。但是在农村，如果要强行这样推行，应该说，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上的麻烦。这种麻烦，可能会发生物权法律事实大量的变动，然后，对于民事司法来讲，也可能对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
同时对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在登记对抗主义和生效主义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看来，我们的思考，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地深入和强化。也就是说，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究竟它的社会功能，或者立法预期分析，最后确立成一个什么样子？
一个制度的构造，需要解决制度的目标设定、制度规则和制度实现的措施等等方面的问题。构造完了以后，这个制度究竟可不可行？还要从本土化的思路上，进行认真的思索。很多西方好的东西，移植或者引进到中国来，并不见得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昨天有位教授也提到：在草原上（这是这位教授经过调研后），还有在很多其他地方，有很多交易习惯存在。因此，简单地说只采用一种登记生效主义，而不采用另外的变通做法，比如登记对抗主义，是否就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立法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立下的任何新规则，是为了好用，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实证。
最后，这次会议，我自己提交了两篇论文。我个人就借此机会说两句。
第一句就是，在我的论文中提到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物权立法中（昨天我也提到这一观点），现在还在强调，与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划分或分类中，对应的另外一个名词草案上叫“私人所有权”。我对“私人所有权”中的“私人”的内涵和外延，觉得界定的不清晰。因为，国家会不会有私人身份？如果国家有私人身份，那么，很显然在概念上，存在着矛盾和不周延的地方。也就是，这个“私人”究竟指的是哪些私人？至少在草案上，没有明确“私人”究竟是指什么。如果单纯指个人，那么，这个“私人”的涵盖，即其内涵和外延存在着不周延的地方。
第二句则是，在我的论文中，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国家主义角度，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要强调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国家主义或者强调国家主义的做法，应该得到修正。这大体是在所有权保护层面上，我国宪法2004年修改时已经明确，保护私人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害。在这种背景下，是否还要在所有权实现层面上，区分特别受保护和一般受保护？我个人的观点，国家主义应该在物权立法中有所限制，因为国家主义在立法上，可能对国家所有权的保护非常有利，但是，从民事权利、取得、享用、行使和救济角度，则可能是不大有利的。换句话说，我最担心的是，如果物权立法中强化国家主义，那么，国家所有权优越、优先和优化的“三优”做法，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必然是，国家凭借自己强大无比的行政权力，去行使它的民事权利，结果是，损害广大普通民众的民事权利，这是我在论文里仔细论证和分析了的。
我的总结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 瑜、唐 鑫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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