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学者联名发出救市建议，引发舆论热烈议论，有人经过调查宣布，这些经济学家中有人在炒股票，或做独立董事。（据昨日《北京青年报》）于是，坊间议论很快就转向了一个敏感问题：这些经济学家代表哪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坦率地说，辩论如此转向，实在是公共治理的悲剧。
　　即便这些经济学家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又怎么样？他们照样有权利在公共媒体上自由地发表自己对股市的看法，包括表达“希望政府救市”的意见。
　　如何处理股市，乃是一项公共事务，而且是一项事关经济大局的重大公共事务，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上市公司、投资银行的工作人员，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这是他作为公民的权利。
　　关于意见的表达，有人存在误解。一些人以为，媒体既然是信息交流的平台，那人们只能表达“正确的”观点。问题是，类似于救市这样的公共事务，在人们没有表达、没有辩论之前，什么是正确的，根本就在未定之数。要求人们表达正确的观点，意味着自己成为“正确”标准的制定者，是把自己的私见当成真理强加于人。
　　另一种误解是，只有真正出于公心的学者，才有资格在媒体上对股市问题表达意见。问题是，谁有资格能称自己拥有判断什么是公心、什么是私心的标准？诚然，民主政治需要人们具有公共精神，尽可能地基于公正的、超脱的立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这仅是一种道德要求，而不是一项发表阐明时必须具备的法律资格。
　　民主政治确实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利益的政治，但民主政治确实不能拒绝有人基于利益参与政治。一个人出于私心，他也仍然有权利发表意见。
　　更有进者，即使有人基于私心针对公共问题的意见，也并不足以对一个健全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构成损害。因为，只要制度设计合理，针对同一问题，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进行辩论，最后或许可以形成一个妥协方案，它可能融合不同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每个人、每个群体的利益诉求都不能得到完整满足。这也算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一个表现形式。
　　据此，人人均可就目前政府是否应当拯救股市、应当采取何种办法，发表看法，不论其身份是什么。当然，自认为代表其他群体利益的人士也完全可以发表相反意见，要求政府在其他领域花钱。这些意见在公共空间展开充分的、理性的辩论，将有助于政府作出明智的、真正合乎公共利益的决策。如果不去关注这些意见本身的合理与否，而去随意推测他人的身份、并因身份而对他人产生蔑视之感，这仍是一种不健全的心态。可能正是这种心态，妨碍了整个社会对于公共事务的认真讨论。
　　当然，有些人士作出这种反应，也可能事出有因。这些人士担心，政府可能更容易受这些呼吁救市的经济学家的影响，而不去关注相反意见。然而，这是政府决策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发表意见者的问题。
　　面对如今面临的各种问题，各方的意见表达越充分、越多样，越有利于寻找合理、公平的解决方案。而这就要求每个参与意见表达的人对他人的意见保持理性与宽容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