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青年宋晓明因债务纠纷刺死马某一案日前定判。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充分考虑被告人自首、主动参与施救等量刑情节的基础上，接受被害人的母亲梁建红老人的求情义举，从轻判处宋晓明有期徒刑12年。（昨日《新京报》）

　　在被害人母亲朴实的话语中，在宋晓明的迷离泪眼和跪地认母中，人们感受到了母爱的光辉和人性的复苏。而于此过程中，司法显然发挥了输送母爱和弘扬人性的功能。

　　人们似乎习惯于用“法不容情”这样的刚性词语，来描述法律的严格。但法律之严格，绝不等于无谓的严酷。凡法律必冷酷无情之论，其实是对现代法治的误读。现代法治的终极关怀在于尊重人性，不过在各种尖锐的冲突面前，这种尊重很多情况下只是静水流深、不动声色罢了。法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根本原因在于它应当也必须成为人性主导的世俗化实在安排。

　　梁建红老人显然是位伟大的母亲，她深爱其子，并愿意将爱分予她人之子。老人敞开了自己母爱的胸怀，向司法直陈其长者的厚慈。人性的接力棒交到了法院手中，接下来，司法该如何应对，才能将这位伟大母亲的宽悯之心转施被告人，照亮其蒙尘的本性？不否认、不屏蔽这些人性因子的同时，司法有能力将其发扬光大。老人尚知报应无谓，逝者难追，失足可教。有这样的民众，是人性化司法之福；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司法也应当不辜负人心，进一步弘扬人性。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司法的生命线也在于受到民众的尊崇。无疑，尊重人性的司法将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正如普通法世界最富盛名的大法官丹宁勋爵坚信的那样，法律条文本身并非正义，正义就藏在法律背后，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找出正义并把它输送给当事人。为此，这位大法官甚至不惜多次曲解法律。无论围绕“法律是什么”的争论如何不休，只要我们真实地对待自己、负责地对待他人，就得承认：人们自然应当敬畏法律，但司法应当首先敬畏人性。如果使生机勃勃的人性变成绝望和沉沦，司法的社会功能就失败了。

　　刑罚的实质，是用合法的公共暴力去追惩不法的个体暴力。对于其间的“以暴制暴”思路，我们应当始终牢记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只要有可能、有条件，高强度的暴力就不是最佳选项。毕竟，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刑罚不是人类的光荣。人类的刑罚发展史，乃是一部刑罚硬度被人性不断柔化的过程。正如监禁曾是死刑和肉刑的替代品，低强度的社区矫治也正在成为监禁的替代品。事实上，较少的刑罚报应主义、更多地从改造社会机制入手铲除犯罪得以滋生的温床、更好地采取科学方法改造罪犯，已成为当代刑法的发展方向。

　　当然，“求情减刑”等人性化司法的情形，必须严格标准与程序，并跟进相应的保证措施，避免使之成为放纵为恶者的灰色通道。例如，对被害人亲属的“求情义举”等情节进行详尽的司法审查，防止其出于受胁迫或者不当经济考虑；对从轻处理的被告人，可采取民事契约的方式，使其悔罪的承诺日后能够得以兑现。否则，人性化就可能成为司法“后门”，甚至沦为徇情枉法或者循私枉法的托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