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彭水县公安局对秦中飞涉嫌诽谤一案撤销案件。彭水县检察院主动提出申请国家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错羁押一天赔偿上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2005年度为73.3元/天），秦中飞被关押了29天，昨日下午拿到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秦中飞获国家赔偿两千元》，新京报，2006年10月26日）

然而，根据律师说法，该案尚存在诸多问题。秦中飞缺乏诽谤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理应无罪。本案中秦中飞主观上没有任何直接故意损害他人人格名誉的目的。客观方面秦中飞没有捏造虚假事实、足以损害他人人格的行为，同时也未造成严重后果，故本案中秦中飞不具备诽谤罪的构成要件，理应无罪。

不仅如此，此案程序方面而且存在严重问题：秦中飞涉嫌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遵循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原则，公安机关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也不应当立案侦查，不能将这种案件作为公诉案件处理。公安机关根本就无权立案，检察院没有监督公安机关的违法立案，还错误地批准对秦中飞实施逮捕，明显违法。

检察院的如此“善意”之举实在有些“感人”！体悟“感人”之善，接踵而至的是一连串的疑问：秦中飞29天的自由完全被剥夺，就可以用这每天73.3元“交易”了事？29天＝2125.7元？公安机关和捡察院明显的违法行为，也随着这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而就此付诸东流？

而且，执法机关违法，公民个人屈法，国家埋单，这是哪门子的法理和逻辑？公安局为何如此好事，将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作为公诉案件来处理？彼一时强悍不羁的公安局、检察院是良心发现、是迫于舆论压力、抑或是有“高人指点迷津”而变得此一时如此“主动”且甘当“守法”？

这一系列的疑问，就是看到此新闻时，致使我们轻松不起来的原因所在。秦中飞获赔偿是情理中事，不值得为之欢呼。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交易性的赔偿金和所谓的道歉，而没有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

如果不追究相关责任人，这不是纵容执法违法？为什么自始至终都只有公安局、检察院在台前转来转去，台后是谁在高招不断？所谓的被“诽谤者”除了滥用警力之外，为何没有胆量出来澄清事实真相？

作为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发生这么大的事，何况与自己有切身关系，为何不主动出来作出解释，给社会一个清晰的交待？他们就不知道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要求一旦发生重要事件之后，政府及其领导人第一时间要做的事，就是及时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及最新动态？你们以开会、工作忙为由，身居幕后，那如何消弥我们这些黎民百姓的疑惑和不解？

关于人的生命、自由、权利与尊严，只要没有违反法律都应该受到合法的保护，这是人之常识之常识。必须强调的是，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受责，滥权必负责，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条基本定律。只享受权力不履行责任，或者权大责小，这都是我们所要力所规避的。

否则，不受责任限制的执法，谁都会做。想羁押谁就羁押谁，反正错了也没有关系。执法无责，受法遭殃，国家埋单。这样导致的只能是人权的极度破坏、滥施法律和执法混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彭水诗案”绝不应该以简单的经济赔偿就此了结，至少在相关责任人受到应有法律责任惩罚之前。

易言之，相关责任人受到应有惩罚之日，也就是“彭水诗案”可以做一了断之时。我们对事不对人。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我们只是想警告用权者，权力与责任必须始终保持一致；我们也只是想规诫滥权者，执法与犯法必须始终划清界限。

没有这种惩罚性的记忆，类似秦中飞这种公民权利、自由、尊严被侵犯、遭破坏的事例也就难以杜绝；没有这种惩罚性的记忆，人们也就难以从处在古代的“彭水”中解脱出来。何况这种惩罚性，也是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县官犯法，与中飞同罪”这一最基本的法律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