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份心性
——译后记

这是一部好评如潮的作品。哈佛大学法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意大利Naples Federico II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等诸多研究机构，对其都不吝“分析视角宽广独到”、“富于洞察力且引证丰富、令人叹为观止”、“首屈一指”、“重要、及时且富于贡献”等溢美之词。
良诗佳卷，君子好逑。因而，接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翻译邀约时，我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并再次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不期想的是，与以前翻译的数本书不同，这份承诺带给我的是一段异常艰难的译事之旅。除了公司财务的诸多术语我不够熟稔之外，最大的困难是页复一页的数学函数、公式和定理，以及在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授看来都显得光怪陆离、甚至都难以在WORD文档中打印上去的各种数学公式，遑论理解与翻译了！开弓已无回头箭，借助着权威财务词典、数学词典甚至是网络资源，译事工作“艰难并顺利”地推进着！
2008年3月28日，在译作封面已出清样之际，北大出版社两位编辑到访。她们称，出版社的同仁都很讶异于我的译事，特别是能够将如此多的古里古怪的数学公式自行打印上去，其他译者在碰到此类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其交给排版公司处理。此外，由于在绝大多数高校中，翻译作品不能赖以评职称，科研考核时计分也很低，故年轻人热衷译事的并不多。
她们或许不知道，翻译的时候我也遇到许多困难。在完成初译和自行校译之后，由于对部分译文没有绝对把握而交稿期限已经届至，出于对专业知识边界的尊重，我难免有些心力交瘁！所幸的是，此时我得到了陈秧秧女士和祁汉逸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陈秧秧女士的本科、硕士与博士均就读于厦门大学会计系，硕、博期间师从中国会计学界泰斗葛家澍教授，目前在我的指导下进行法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她曾参与会计学经典名著《公司会计准则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美国会计学会发行）的翻译和财政部会计司《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04》的校译工作。我请她帮助完成了译稿的校对。扎实的专业背景和高效的工作作风，使得本书在财务和会计方面避免了诸多错误。祁汉逸先生是同济大学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拥有全面的数理能力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的帮助使得本译著的图表制作、数学公式和定理的翻译，得到了可靠的保障。而责任编辑谢海燕女士一贯的耐心和细致，亦为本译作增色良多。
现在想来，如何没有她们的帮助，我承担这份译事，实在有些冒险。她们的热情和友善，我将永远感念在心。
四年来利用教学研究之余的闲暇，我陆续翻译了四本书，还承担了《英国公司法》（2008年）的校译和翻译组织工作，似乎可以谈一谈翻译及坐冷板凳的心理感受。这些年来，在课堂及课后，总有学生问及，“老师，我以后想到公司去做事，是不是学好公司法与证券法就够了？”“老师，我以后不想也不可能做学问，还要学写文章吗？”甚至有一些年轻的博士也会问我，“师兄，现在做学问做哪一块比较有前途，能够更快地冒出来？”
遇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头总是隐隐有些不悦。法学是显学，热闹而喧嚣，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之年代，作为研习经世济用规则之学的法科学子，当然不应拒绝接受世俗之经验，在上海这个繁华乃至于浮华的灯影之都，法科学生乃至于一些法学教授的心态不够沉静，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忘记：人要坐得住冷板凳，正所谓“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话语越朴素，道理往往越深刻。人生的成功，是一个渐进的量变过程。我们无法也不应当期待某个或者某些行为给自己带来暴发户式的成功。
或许是“城里与城外”之效应使然，我现在非常羡慕那些拥有大量整块的时间来阅读和写作的同学与朋友，这于我而言，已是“数宁静时光，俱往矣！”2004年6月，我回到母校华政，找到了内心所向往的那片宁静。在熟悉的东风楼和宁静的学科楼，我享受着阅读、写作和翻译的乐趣，清晨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我的心头投下生命的欢愉。感谢母校，她使我从证券业的喧嚣中折身而返，重新守住了生命的静谧。两年之后的2006年4月，我担任《法学》副总编，在大、小草坪之间清幽的六三楼里，我享受着与众多作者对话的欢愉。但仅仅时隔8月，2007年1月初，学校旋即将我调任经济法学院副院长一职，分管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教育部的教学评估在即，我从美国讲学回来后，甚至还没有准备好，繁忙的行政工作即已迅速展开。2007年全年，在繁杂乃至于琐碎的事务中，我甚至有些身心俱疲。2007年12月15日，学校又将我调任科研处，主持全校法学与非法学所有专业和学科的科研管理工作。在疲累的工作中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牺牲”，为什么我的导师、尊敬的吴志攀教授在出任北大校领导后会诙谐地自称是“自废武功”！行政体制内外的互相理解与尊重多么重要！人生路径多元，贡献各有不同，互相关爱，尊重彼此，我心里默默念念。
《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后期的翻译和校译工作，就是在这段繁忙而杂乱的日子中完成的。我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和夜晚，都交给了这本书。虽然疲累，但我从不言悔，因为我深信，治学者先治心，要培养“坐冷板凳”的学问真性情，沉下心来做翻译，历经译事展开过程的繁冗和艰辛，或许是最理想的方式。上海虽则繁华，但“境由心生”，地处灯影之都的我们，也同样可以袪除浮躁与怠惰，驱除横流物欲对内心的滋扰的。
　 寥寥数语，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罗培新
　　　　　　　　　　　　　　　　　　　　　　　　　 写于华政松江校区
　　　　　　　　　　　　　　　　　　　　　　　　　　 2008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