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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情况

  姓名: 【美】弗里德曼
  职称:
  学历:
  单位: 海外法学名人堂

  个人简历

劳伦斯·M·弗里德曼(Lawrence M.Friedman),1930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5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院J.D学位和律师资格。在法律事务所从事两年实际业务之后,于1957年转入学术界。他先后在圣路易斯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就任教职。从1968年至今一直担任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并历任美国法与社会学会、法史学会的主席。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美国法概论、法与社会变动、美国法史、刑事司法史、法与社会科学、法社会学、宪法、行政法、财产法、契约法、信托法和社会福利法等。
弗里德曼的主要著述有:《美国契约法》(1965年)、《美国法的历史》(1973年美国年度最优秀法学著作奖Scribes Award)、《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1975年,获美国三年一度的法科图书大奖)① 、《法与社会导论》(1977年)、《总体的正义》(1985年)、《选择的共和国》(1990年)。他与麦考利(Stewart Macauley)共同编著的《法与行为科学》是战后美国法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好的入门指南。限于篇幅与资料,我们这里只是简述其《法律制度》、《美国法的历史》两本著作中的主要观点。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一书中对西方法学界流行的单纯的“传统法对现代法”的分析框架和单一进化模式提出了挑战。弗里德曼在分析了各国法文化和国内的亚文化之后,明确指出,现代的法文化具有工具性正统化的特征,并由此导致了法的不安定性。弗里德曼认为当代美国法文化的基本因素有:权力的分散;诸侯制度:②工具论;⑧对权利的要求意识等。e这种观点其实已经潜含有后现代法学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了。弗里德曼分析了法文化的多元主义的各种类型。他认为,以法文化的结构为标准分类,有垂直的法文化的多元主义和平面的法文化的多元主义。这样,法文化可分为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是普通民众对法的态度和价值观(又可称外在的法文化)。在大多数社会中,法的大众文化是不统一的,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种难以互相理解和承认的多元情形下确保正统性,即树立尊敬和认可法的体系、过程的态度。相对于外在的法文化,涉及法律家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内在法文化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
究。弗里德曼主要从法律推理的高度来考察内在法文化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欧美各国上诉法院的作用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公开经过推理论证的书面意见。这些书面意见不仅是解决两造纠纷的裁决,而且阐明判例的理由和正当性的根据。法律推论是指对于特定的法行为的理由的正式表述,必须具有权威性。但是,并不是一切法行为都有推理论证的义务,因为法律中的两种正统性即“初生正统性”和“派生正统性”中,前者是毋须说明理由的神圣物,后者才是需证明的世俗权威——包括普遍权威和特定权威。特定权威才须运用法律推论。①
弗里德曼认为根据法律制度封闭性和公开性以及法律制度接受创新与否,分出四类理想的法律制度。并且认为这四类制度,符合四种法律论证的理想类型,反映不同社会中法律文化的一些方面。
首先一类法律制度有一套封闭的前提,不承认创新原则。保守的有单一圣经的书本宗教接近于理想的类型,特别是如果不相信新的显灵。他称之为法律神学的推论。
第二种制度称为法律科学制度,因为法律科学观念强的法律 制度与其较接近。在这类型中,法律推论的前提标准是封闭的,然而这制度接受创新。
第三类包括前提标准公开,但不真正接受新的制度。这是一种常见的类型,可称之为习惯法。传统的或习惯法律制度都属此类。
第四类是接受创新,前提标准公开的制度,可称之为工具论制度。在这类制度中,有些“法官”可以不受“法律”规则约束而作判决。这些“法官”可以诉诸广泛的社会标准,可以按标准要求改变规则或适用情况。这种制度的论证像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实质理性”,即法官判决的根据是“道德要求、功利主义和其他方便规则和政治格言。”而不是“从逻辑总结抽象意义得出的……准则。”弗里德曼认为现实世界中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接近这种类型。他称这种分类型为革命合法性(如在革命初期的卡斯特罗的古巴或1918年的苏俄,新政府有时清除掉旧的法律制度)和福利合法性。
弗里德曼把法的系统理解为有关的制度和实际过程互相关联的整体。他强调研究在由规则组成的形式性结构背后创造规则的各种社会的力量,以及规则反作用于社会中人们行为的效果。他由此创立了“法行为”这一术语并以之作为法系统分析的焦点。弗里德曼认为法行为是指“有权限者在法系统内从事的一切行动”。《法律制度》一书主题之展开,基本上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制度性的法行为对于个人的法行动的影响和社会对于形成法行为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法对社会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制裁、间接影响和内在价值等方式而实现:社会对法的作用则主要是通过诉讼请求,而诉讼请求这一复杂过程中又是法律文化在起着影响。 弗里德曼认为,法的过程是通过社会环境对法系统的“输入”系统对输入物的“处理”、作为处理结果的“输出”、输出物对外部的“影响”和“效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环境对系统的“反馈”等步骤构成的。
弗里德曼还讨论了法在结构上的变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他以变动的起源和结果为标准进行分类,指出了四种可能出现的方式:一是起源于法律制度外部的变化,即在社会上,但只影响法律制度并像用过了的子弹一样在那里结束。
二是起源于法律外部的变化,但通过它(经或未经某种内部加工)到达法律制度外部的影响点,即在社会上。三是开始于法律制度内部的变化,可能具有的影响也发生在
法律制度内部。
弗里德曼认为,一般而言,法的变动反映并取决于社会变迁,但在当代社会中运用法律变革社会的实践也有重要意义。依法变革主要表现为变更或破坏一定的行动方式和行动期待的“否定”以及制定规范控制社会活动。这些规范又可分“客观性规则”和“裁量性规则”。对于市场经济,不可缺少明确的客观性规则;不明确的裁量性规则也许更具实质上的公开,但有损效率,也易招致腐败。②
在《美国法的历史》一书中,弗里德曼为美国法律史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弗里德曼非常不满美国法学界对美国法律史的轻视,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法律传统,就无法创新。⑧
弗里德曼认为不同地区(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而美国的法律文化史是独具一格。因为美国的法律文化之形成有诸多的渊流:英国法、法国法、德国法、意大利法、西班牙法等等。这种法律史过程中的原因使得美国的法律文化呈现一种多元主义的形态。
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史不是也不应该是研究古代的化石,而是研究那些展现于所有时代的社会发展”。④也就是说,他坚持用一种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史——动态的法律史,而不仅仅是对那些静态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确实是这样,弗里德曼把美国法律史的发展过程理解为中央与地方、州与州、国与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分离与统一、离心力与向心力、同一性与多元性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选择的过程。
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弗里德曼考察了美国法的起源(他认为美国法起源于殖民地时期)、临近19世纪的美国法、以及从美国独立革命至肯特大法官去世时期(1776年一1847年)的美国法。最后他又讨论了20世纪的美国法。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曼大量运用了第二手分析法来发现美国法律史上的重大问题。
弗里德曼的著作和学说在美国法学界还是颇受重视的。他观察问题敏锐而深刻、观点独到而鲜明,同时其文风尚明晓、其学说也平易近人。正如反对他观点的一位评论家所言:“弗里德曼就像一个精明的律师,兼有卓越的社会洞察力、可靠的常识、出奇的博闻强识,外加一点应景的‘理论'”把弗里德曼勾勒出如此一类肖像确实既中肯又有趣。
(李孝猛)


摘自何勤华主编:《二十世纪百位法律家》,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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